上篇
    赵园老师是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这批研究者后来被称为“第三代学人”[1]。“代”的命名沿用既久，不免丧失了当年的新意和挑战意味，带上了树立师承、权威的味道。恐怕赵园老师不喜欢这种气味的“代”之界定，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客观性[2]。不过，我也留意到赵园老师是有“代”的意识的，只是，这种“代”非指更新换代，而是作为“历史中人”，作为个人与历史、时代密不可分的共振关系，作为一种命运和境遇意义上的“代”。因此，一方面是同代人的普遍遭遇、共感，被时代风浪带动、裹挟的“共通性”，情感体验、精神模式的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又存在代际内部复杂、微妙的区别，个人遭际、选择的千差万别。
    赵园老师曾在《地之子》中揭示、分析过知青文学作者超乎寻常的“代”的意识，她引述别人描述“第三代作家”的说法：“他们写他们这一代，所有的眼光差不多都关注在自己这一代人身上；他们写给他们这一代，把共同的命运用文字的笔展露给自己的同代人。”[3]对知青一代，自我书写“是一种赋予意义的活动”：“‘代意识’正体现在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价值估量意义究诘上。”[4]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思想、精神是被高扬的理想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育所包围、形塑，心智尚未全然成熟时被投入运动风暴，随后又被抛向农村、兵团、边穷地区，社会现实的巨大冲击令他们困惑、迷乱，又必须耐心忍受。当他们以血肉苦痛经历的这一切被证明无意义时，他们迫切需要郁积经验的抒发和价值、意义的重建。而赵园老师在带着同样刻骨的切身经验去感受他们的自我书写和意义重建时，其冷静的打量，有时是冷峻的眼光，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这种洞察——自己的一代与他们存在不容混淆的差别：
    较之当年的中学生，老五届大学生恰恰缺乏上述强烈的代意识、关于代的文学表述。或者可以这么说，那一批大学生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学形象与文坛地位，不曾为新时期文学打上自己“代”的印记；甚至不妨认为，他们不曾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文化”。造成这种区分的原因自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或者是，受过更多教育的那一批人，更快地溶解于社会，被社会消化了。[5]
    这是遗憾吗？这是不甘吗？这是反思吗？恐怕不尽然。不如称之为一种“镜像”中的确认：从那个代际意识、自我表达强烈的对象身上辨认出自己这代人的面目模糊。而这种面目模糊也正是一种面目。他们对于过分关注自己、表述自己显然有着比年轻一代重的心理障碍。他们青年时代接受的原则是要将自己、个人融入集体中，要把价值、意义投入到事业中——一种“无我”“舍我”的教育。相比年轻的一代，他们曾在社会风气积极向上的时期成长，接受了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呼应着成为“接班人”的号召。这令他们在经历了非常年代后，面对自我、面对社会、面对历史时相比知青一代体会到更深的“滞重”感、荒废感以及忧患意识。带着对荒废的痛心，他们还要面对“新时期”对“新人”的期待——“他们一只脚踏进了中年，另一只脚还留在青年，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又略具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这是我们国家当前承先启后的一代人”[6]。与其说这是改革者为这一代人画的一副乐观的肖像，不如说是略带苦涩的重托，由此带来的是难以逃避的“责任的重负”。
    或许这种“承先启后”既是被赋予的责任，也是这代人习惯的、自觉的历史位置和使命感。（八十年代鲁迅论中的“历史中间物”命题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共鸣大概与这种自我感受不无关系[7]。）因此，这滞重的一代不像知青一代那样张扬，他们很少直接书写自己，而是投入地体会、认识、反思与自己一代人在品质、命运相关、相连的历史对象。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相关相连、相继相承的历史对象就是五四一代的文学者、知识者。这代研究者不断在对象化了的历史主体身上辨认、挖掘自己的主体位置和应有的形态，既看到自己的缺陷，也认识自己作为知识者应有的素养、立场，那些研究对象同时是拓宽、提升自己的老师，“是他们思想与人格的重要的精神源泉”[8]。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迅速找到、接续上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实为一种幸运，也是这个学科在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浪潮中能扮演引领角色的原因所在。赵园老师在其学术自述《寻找入口》中回忆这一“起点”时曾有如下概述：
    钱理群为拙作《艰难的选择》新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所写《前言》中说，这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新觉醒转化成了新的学术”。其实一代学人取向互异；钱氏所说，或许更是几个同道。以回答困扰自己的问题——首先即所谓的“知识分子道路”问题——为一部分动机、动力，使他们的学术工作在起点处就与前代或后代不同。在“文革”的大动荡之后，有关的问题被认为有极其紧迫的性质。这种紧张性，构成了他们的学术工作的内在张力。即使经了一段时间回头看去不免青涩，也仍然不难察觉充溢其中的生机、元气。“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确也是富于生命感的学术。研究者的经验积累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似乎也只是在这一不长的时期。[9]
    相比知青文学作者对已一代命运的持续关注、书写，“这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更注重与兄辈、与父辈的关联、承续，自觉地把自己看成鲁迅曾有意书写的“四代知识分子”的后继者。以新文化传统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些“同道者”眼中几乎等同于现代新文化、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尤其是他们的思想、精神历程、境遇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表达。在之前“政治化”的研究时代，文学史实为革命史的复刻，贯穿线索、模式是党史叙述提供的“路线斗争”。当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要被首先拿到政治-文化立场的放大镜下裁判时，研究者、评论者很大程度上扮演着一种审查者的角色，或者准确地说是“政治审判官”在文学领域的传声筒（间或带一点谨慎的“辩护人”色彩）。作家、作品被分派在“主流”“支流”“逆流”的分类中，预先决定了其“价值”。而在新视野下，那些“父辈”“兄辈”知识者成为了新一代要去学习、追摹的对象：不必说，鲁迅是大家共同的精神导师，“主流”的革命作家依然受到尊敬和认真对待，民主主义作家，甚至自由主义作家的价值随着“思想解放”的展开都被一一重估。这构成了一个精神传统、精神资源不断扩大、加厚、加重的过程。研究者的精神境界也随之舒展、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学的“同道者”既是开掘人，又是受益人。他们并非纯然被动，（虽然在鲁迅这样的精神导师面前，他们像忠实的学生），他们毕竟已是“一只脚踏进了中年”的一代，其经历的历史风浪、社会经验、个人境遇已郁积出太多、太复杂的感受和精神需求。这些郁积很多时候需要借助对象的激发、调动才能找到形状和出口。赵园老师回忆自己如何与心仪的研究对象遭遇时，反复提及“契合”这个词。像她不止一次写到初阅读郁达夫时带来的“契合”感：“经历了一个充满虚伪与禁忌的时代，郁达夫的率真，他的学养与他洒脱之至的文字，对于我都有十足的魅力。”[10]在《论小说十家》中收入了两篇郁达夫论大约正源于这种基于自身精神需求的喜爱。这在同代研究者中绝非孤例，郁达夫式“率真”“本真”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大话、空话、谎话年代的人来说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和治愈作用。她在别处还讲过，在当初的专业阅读中自己常常“会为某种出常的表达方式所吸引”，这种吸引构成了进一步关注、挖掘，乃至批评、对话的起点。所谓“出常的表达方式”大概是广义而言的，可能是思想、精神上的特异、深邃、灵动，也或许是表达方式，乃至文字感觉的令人击赏。她曾把自己面对阅读对象时的主体状态形容为“一个狩猎者”，“随时准备猎取言论及言论形式。”[11]这是一种紧张的、期待的，渴望被调动起来的状态。同时，它又是一种主体后置的状态，她并不奢望（像过分自信的批评家那样）用自己的主观去消化对象，或（像轻率的研究者那样）采用什么预置的框架、总体的论述来统摄对象。她把自己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阅读称之为“漫游”——“也往往并无明确的目标，却同样充满期待，随时准备被特殊的智慧及智慧形式所激动”[12]。但这不意味着自己仅仅是“空无”，恰如“狩猎者”的自喻所揭示的，“我”牢牢掌握着判断的权力，捕获的过程如同主客观感觉的相遇、碰撞和激荡，而“猎取”又意味着接下来的激发和转化，即主体被“特殊的智慧及智慧形式”所感发、调动，产生出新鲜的表达欲望，原先所郁积的感受、思考被对象所触发而获得了表达的可能，连带着不断锻造、锤炼自己思考、表达的写作过程。因此，赵园老师会讲：“我和我的同学还发现，正是这专业，满足了我们自我表达乃至宣泄的愿望。或许只有在这种研究中，你才能体验‘学术’之为个人境界。你像是‘生活在’专业中。”[13]
    这种“专业”所带来的深刻生命体验和“个人境界”的深化恐怕是相当特殊的，甚至稍纵即逝。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今天的专业研究中就全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个人境界的深化，但是研究的“个性化”“风格化”被作为一种“思想解放”的标志而被鼓励、赞扬，且这种“个性化”又并非单有一己之私用，而是有着公共意义，深化了对历史认知的厚度与多样多彩——这种有着社会公共意义的“个性化”特别有赖八十年代前期特殊的历史条件方能养成。赵园老师曾谈到过当年学术界和单位的某种特定状况：
    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之时，这个庞大机构正处在一个微妙的时期：旧秩序瓦解，新的则尚未建立。那种散漫的非组织的形态，使得真正“个人化”的工作以及“书斋生活”成为可能。要知道前于此，我的所内的同行，常常被组织在“大兵团作战”中：大项目，集体撰写。我相信不少人的学术潜力，就在这过程中被耗掉了。你大概不会忘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个人著述是要冒被目为“个人主义”的风险的。“散漫”与“个人化”之于我，其意义甚至不止在学术。我一向缺乏应付人事的能力，也极其惧怕人事的纷扰。我应当并不夸张地说，正是书斋与个人著述，使得生存在我，不那么艰难了。[14]
    这还仅是“个性化”的一种外部条件，更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内在动力以及学界对“个性化”研究的鼓励。记得樊骏先生在其长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是把八十涌现了一批“具有鲜明学术个性、形成了自己研究风格的学者”作为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他以不短的篇幅一一点评八十年代学界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其中关于赵园老师的述评如下：
    赵园从不对问题作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介绍，而是以单刀直入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发现。跳跃着的思绪与字里行间不时迸发出来的才智，可能会使有的读者因为跟不上她的思路而感到有些吃力，但并不影响他们从中受到启迪，并为一些深邃的见解所折服。有人惋惜很难为她的文章写提要，有人赞叹她的文章有织锦般的灿烂、满天繁星式的光彩，不管是褒是贬，都触及她的独特之处。她可能是最富有学术个性的一位。[15]
    在樊骏先生写这篇总结文的1994年，“学术个性”其实已褪去了八十年代曾有的挑战意味而变成一种“安全”的认可。因此，相对其他学者有较明晰的、可在学科发展中定位的个人贡献，赵园老师这种很难“写提要”的、充满“跳跃着的思绪”、“散文化”的研究、写作似乎只能做一种描述式的定位。所谓“最富有学术个性”意味着她哪怕在那个各自寻找、发挥个人风格的年代，她的写作、探索仍与同代人——哪怕是自己最亲近、认可的“同道者”——显出不可忽视的差异，拉开了距离。而这种颇为“激进”的个性化，曾在八十年代为共同的事业所托举，在个性化的表达中其实渗透着对话性和连带感，其视野、意识、诉求常常是超越所谓“学科”的。而当那个“思想解放”“新启蒙”的共同体和时代氛围渐趋消散后，回到“学科”内部来检视这种个性化研究时，其价值、意义反而含糊了。因此，一方面是其研究仍受到赞扬，另一方面，在整个学科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为理论、方法（“问题意识”的更替、翻新）所牵引后，这种个性化研究似乎后继乏人，或者只作为一种“文学感受力”培养的摹本而占有“局部”价值。但恰如前引赵园老师自述中显示的，她在现当代文学领域摸索出的进入历史对象的方式、表达方式对她而言是根基式的，也是贯穿性的，她在转入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其关注的问题、进入对象的路径、方法仍是之前奠定的。其个性化研究的“限度”体现为现当代文学作的研究对象已经不能带来那种充分的调动、激发，使得她要上溯到知识分子的“前史”中去寻求更深的激发、认识。因此，真正模糊、失落的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而是研究主体与对象之间那种相互调动、激发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互为支撑的主体关系。
    同时，需要分辨的是，赵园老师研究上的个性化非刻意立异——她丝毫没有那种自炫、自满式的立异。她的个性化常源于她屡屡自嘲而提及的“任性”。她曾回想自己读研时就颇异于同学的取径：“还记得其他同学依照王先生的指导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读旧期刊，我却在图书馆读‘文革’前已部分出版的《西方文论选》，同时一家一家地读作品集。读文集，即使到了‘明清之际’，也仍然是我的入手处。”[16]从系统阅读旧期刊入手还原历史语境提取历史、问题线索后来几乎成了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的“家法”。这在当初要努力恢复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品质，“重新清理历史”，从“以论带史”扭转到“论从史出”的拨乱反正阶段，其对治效应不言而喻。读旧期刊、旧文献便于捕捉语境，便于形成“史”的线索，也便于挖掘新鲜材料。换句话说，旧期刊近于“史料”，读旧期刊则不免偏于读“史”的层面、读“问题”的层面，研究者越富于“问题意识”越能从庞杂的期刊文字中提炼出线索、结构。而读文集、读作品集，是集中地读“一个人”的作品，读他（她）的思想精神世界、情感表达，也读他（她）的“文”，是从他（她）集中的文字、表达读他创作的“形象”、世界，再从“形象”“世界”去透视、体味这个人（作者）的面貌。赵园老师常讲读作品即“读人”[17]。首先被吸引的往往是文字，引发她兴趣、热情的“研究”是通过一个作者有魅力、有吸引力的文字去感受、贴近、认识、理解这个人。往往带来触动、契合的文字表达背后关联着精神气质、思想品质的独到。在赵园老师这里，文字不是附属于思想的工具，文字表达（准确说是文字表达显现出的气质）似乎比观念、思想更本真，更诚实，它仿佛传统中国画所说的“笔墨”，渗透着作者的修养、功力、造型能力，乃至独到的眼光视野，构成思想、精神的基石[18]。对文字的敏感和判断不仅是某种“艺术感觉”，它构成一种有穿透力的感知眼光。赵园老师对文字的“挑剔”于她而言起到“筛选”的作用，帮助她择出倾心的对象，并借此抵达文学、思想的幽微处——如果对象具有高品质的表达与思想的话。多年后，当她沉浸士大夫研究已久，对于“文字敏感”既为“根基”又能带来认识的深入产生了越发深刻的体认：
    “非学而能”的，就有文字感觉。……对材料的感觉往往正系于文字感觉；对于没有此种感觉者不构成“材料”。新材料的发现赖有思维取向、研究旨趣，有时也基于“文字敏感”。衡度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文体或许只有次等的重要性，而对于学者的养成，文字能力却可能有关键意义。在一个文学研究者，文字感觉与文字训练，决定了他能否真正进入文学，以及在文学研究中所能抵达的边界。……文字感觉的钝化，不可避免地削弱着对于文学的审美能力，对文学文本的文字层面的分析能力，将分析“细化”的能力。我在其他场合提到了“士文化中的精致品味的流失”，人的自我认知能力的退化，对“人”的感知的钝化；这里应当说，对于文体的细腻的鉴赏、分辨能力，也如人伦识鉴一样地在流失中。……
    语感，或许是文献在岁月中最先磨损的东西，我相信历史的感性面貌留了一些在文字间——不止指文字所指涉的，而且指文字本身的组织。如若没有对文字的敏感，文献中的某些层面就不会向你打开。[19]
    此处所言，就整个人文研究而言，“文字感觉”不仅是一种基层构造，也是一种由“虚”及“实”的能力。这恰是人文研究异于、乃至优于社会科学研究之处——后者往往依托、依赖“有形”的结构框架。这里指明：哪怕是那些非文学性的“材料”也在时刻考验研究者的文字感觉——非狭义的“文学感觉”而是对保留在文字组织中的“历史感性面貌”的敏感、辨识。就此而言，所谓“细读”，哪怕是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也是一种向纵深处的通道，而非表象、风格的流连。况且，“细读”功夫中还必然容纳经验的厚度：“对于文学研究者，‘文本细读’不止有赖工具，也取决于能否深于人事，体贴人情；工夫不止在揣摩字句，也在能否读入文字间的空白处，读出文字之外、文字背后。”[20]由此种“读文字”来“读人”，所见不再是抽象、观念的人，而是既有“动人之力”又矛盾重重的人，有生动面貌又有复杂心理，有鲜明个性又有时代重量的人。人物的“分量”“斤两”“成色”常常源于“时代之重”落于个体身上所生的品质，而那些既担起“时代之重”又有卓异思考能力、表达修养的人会将“时代之重”以富于创造力的方式传达出来。同样感受到沉重时代经验的人将共鸣于这种传达，被它调动、激发、照亮，或有“知音”的喜悦，也或有警醒的沉痛。在此“与人往还”的过程中，不是研究者宰制研究对象，而是彼此互为主体，相互激发。
    由此，研究的过程变成寻找、发现能够与之往还的精神伴侣的过程。赵园老师在《寻找入口》一文中称“被光明俊伟的人物所吸引，是美好的事”，虽然这是进入士大夫研究后越发清晰的取向，但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读书时，那种被有魅力、有分量的人物所吸引而产生研究、书写欲望的倾向已经很鲜明。她坦承自己的研究缺乏“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更像是别人给归结的”[21]。相形之下，她更专注于怎样能贴近、贴切地感受、捕捉到“那个人”。同时，她的“任性”还表现在坚持、持续用力于那些自己真正有触动、有契合的“人”。《艰难的选择》成书后，她曾写过一篇《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检讨自己在书中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元化”面貌兼顾不够，为勾勒“知识分子性格”的统一性牺牲了多样性，实际逃避了选择之为“艰难”[22]。不过，在我看来，《艰难的选择》一书对左翼、主流之外的作家涉及较少以及书写“知识分子性格”的总目标并未妨碍作者在已有框架中开拓出足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多样不是诉诸容纳更多派别、类型作家，而是基于对每个作家的深入挖掘而令他们彼此之间显现出质感、深度、色彩上的差异，因此哪怕描述的都是“主流”作家、“同类”作家，也会展现出一幅“满天星斗”的图景。从《艰难的选择》到《地之子》，赵园老师一向既擅长聚焦、单独剖析个性鲜明的作家，同时又随时提炼、概括“一代人”（从五四一代到知青一代）的历史形象和精神肖像，使两者交叉并进、相互映照也相互纠正，这就使得那种对“代性”的提炼并不抹杀、覆盖或模糊“个性”，反令饱满的“个性”支撑起血肉丰满的“代性”。
    从研究对象身上体察到的丰富、多样固然是人物自身具备的，是“吸引”的来源，但所谓的“被……吸引”其实必经研究者高度的主体投入方能达致有质量的遇合，因此，所谓“被吸引”同时意味着一个主体调动和主动创造的过程。这是一个与对象遭遇，被激发、调动，经由咀嚼、吸取而产生表达欲望，型诸文字再传达出去的“创作”过程。就此而言，赵园老师“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带有很强的“评论”“批评”性。其研究之“史”的品质特别建立在其“评论”“批评”的精度、厚度以及射程基础上。与那种有意立异、天然“隔”的批评不同，其评论、批评的出发点是自觉于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深层、深刻的精神连带和命运共同感，且自认属于“贫瘠”的一代。因此，她的批评不仅在批评主体的意义上“有我”，还在对象的“镜像”中也时时含纳着“我”，批评的矛头在指向对象的同时也随时指向自身，哪怕“苛求”也常常连带着对自己的“苛求”[23]。
    黄子平老师在给《艰难的选择》做的“小引”中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知识分子研究在“双重映像”上的意义：
    ……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塑造。把这说成是一种机械的平面的镜像当然是危险的，总是有所扭曲变形，有所放大缩小，有所隐藏修饰。这种种变形，又正是知识者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使之然。研究者探讨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便不单要窥见那镜像，更须同时考虑那镜——凸透镜、凹透镜或哈哈镜，将那镜的折射率、焦距、制作时产生的气泡，以及映射时的角度、光线明暗等等，一一指给我们看。不单解释了镜像与镜外之物，也解释了那镜。
    然而研究者自身也是知识分子，检视那镜者亦映入镜中，我们将看见双重的映像。以后倘有人来考察这一考察，多半亦会映入其中。于是我们获得一种叠印的丰富性。反省的又不仅仅是自我，其中蕴含的，却是由时代、世界、民族、个人诸因素交织起来产生的逼人质问所引发的思索：关于命运与道路，责任和自由，理想与代价，生和死，爱与恨……[24]
    对于赵园老师、黄子平老师等“同道者”而言，八十年代文学史观的一大突破就是不再把现代文学的书写实践单纯看作反映“现实”（尤其是革命运动的现实）的一面镜子——“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摹本之一是列宁将托尔斯泰称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相反，他们把作家的文学书写视为“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塑造”，着重于这个“镜子”本身的独立品质与价值。只是，黄子平老师所借用的“镜子”比喻，将作家的主观、写作做了“中性化”的定位，甚至带有揶揄性的引申——从正面意义上的、“客观”反映现实的“镜子”变成了不由自主的“凸透镜、凹透镜或哈哈镜”。由此，对作家主体、主观，尤其是书写机制的定位更近于一种结构主义意义上的“装置”（虽然镜子背后也有“自我”）。而赵园老师对作家主体、主观的理解没有这么冷峻，她看重的仍是作家的“心灵”，珍视文字的“动人之力”，其评论、批评的目的之一是要将这种心灵的力量激活，为此，也要把自己的心灵力量调动起来，有全力的投入，“奋力一掷”，使批评成为与创作等值的写作：
    富于创造性的心灵在每一批评对象上都力图显现自己，使得向对象的趋近成为名副其实的创造过程，使对象化成为对象化了的自我，使批评成为批评者个人人生价值的生动实现。因而批评应当占有属于自己的对象，因对象而寻找属于自己的角度，写出不可重复的对象，同时在对象中“写入”不可重复的自己。[25]
    她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批评是那种“令人感到批评主体的生命力量的批评”：“我个人所喜欢的，也确实是那种连带着生活的、文学的感性血肉，充溢着、喷发着人生气息的批评、研究文字。不只是‘有情的批评’，而且是饱含着批评者的人生体验，令人感到批评主体的生命力量的批评……”[26]因此，有当年的“同道者”称她为一个“热烈的抒情者”、“一个诗人”：
    她并非那种情感四溢、挥洒自如的人，她的表情毋宁说还常常显着某种拘谨和倨促。可能就因为这一点，她的文章常写得很苦，即便是直抒胸臆，也经常过于曲折。……但也惟其如此，赵园的情感表现自有一种深沉的意味。一旦她深埋的激情穿过各种思考和表达的障碍，迂回而出，那种独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种饱满的力度，就远非一般的抒情议论所可比拟。[27]
    其“深沉”的情感表现源于她的感受并非印象、感发式的，而是经过了“研究”所必须的与对象的反复打磨、确认，排除了随意的成份，融入了思辨的力度和难度。在赵园老师的体会里，批评者的主体构成中不只有理念、情感的成份，还不可或缺经验的“底蕴”，不只创作者需要“生活”，批评者也需要“生活”：“在批评者，生活、人生理解，是作为‘底蕴’进入意识结构的，……但真正的批评却决不可无此‘底蕴’”[28]。因此，“批评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是批评者整个精神的投入，综合了直观、思辨以及其他情感、心智活动。好的批评文字，应当体现出这种精神活动的‘有机性’。”[29]同时，批评者的角色、使命不仅是挖掘者和展示者，也是在作家、作品、批评者、读者间进行深入、往复的“沟通”：
    批评行为一旦作为批评者全心灵全人格的投入，就不会仅止于批评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发现，它还必然伴随着批评者的“自我发现”。后一种发现只会有助于沟通作为“人”的创造物的作品和作为批评者的“人”，并借此进而沟通作品世界与读者世界。如同在生活中那样，人的独特的人生体验，助成了人我间的沟通，批评者最为独特的那一部分人生经验，正是导引其通往作品深处的最佳道路。[30]
    就此而言，批评者不是孤独、骄傲的，批评者自身的热忱、人格与生命、生活经验的投入以及坚持独立判断的“意志”是令批评饱含生命力量和沟通能力的条件。四十年代中后期，胡风、冯雪峰等批评家曾力倡“主观战斗精神”“主观力”，抵抗强势、机械的政治批评以及轻易附和作者、时俗的批评。这批批评家的遭遇是悲剧性的，连带着他们所倡导的批评原则亦随之湮没。到八十年代，要发挥“主观力”去沟通的时代语境、要求已有根本不同，而对于文学批评“主观力”“生命力量”的侵蚀、挤压多了一重新的因素：对新兴理论方法的崇拜。尤其随着八五年前后的理论热、方法热、文化热的兴起，那种运用最新方法的兴趣、冲动冲击着以生命经验投入阅读、批评的必要。连赵园老师也一度认为“如果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不以‘理论发现’为更高目的，就无以获得自己的独立性”，追求理论发现“就是追求批评对于自身的超越”[31]。但实际上，当高层级的“创造”“超越”被天然地与“理论发现”“思辨”“哲学兴趣”绑定时，理论探索常常变成了对新进口理论的挪用、模拟。未经真正的消化和转化，则以新理论、方法为导向的研究、分析难免流于“形似”意义上的模拟，其向理论、方法靠拢的意愿远强于它贴近作品脉络和语境的耐心。其恶果之一是阻隔了新一代知识分子与新文学传统建立“内在一致性”的努力、通过深入对象来反观自身的主体路径以及通过批评实践与有同命运感的社会广泛沟通的机能。而后面这些恰恰构成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的现实立足点。对此赵园老师有着颇为矛盾的态度：
    还没有人估量过现代文学研究在近几年的“振兴”，在多大程度上凭借了一代研究者较为深厚的人生经验，——在灾难性的个人命运中积累起来的痛苦经验。以昂贵的代价，他们换取了属于自己的那一把打开对象世界的钥匙，发现了自己与现代史上那几代知识者的精神感应：由社会意识，民族感情，到悲剧感受。这一代研究者除此之外几乎别无“优势”可言：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缺乏理论训练，而且大多失去了无可追回的青春岁月。他们看现代文学的眼光注定了的是狭隘的，但也只有这一代人，能以这种眼光看现代文学，充满激情地描述出现代文学的某些重要方面。[32]
    这种矛盾态度——一方面肯定“深厚的人生经验”在打开历史对象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对此不无自豪，一方面又仿佛将其定位在一种“低层次”的价值上，期待年轻一代创造更“高层次”的价值，尤其是有理论含量的研究批评。这正是“一代人”基于“进化”的想象，基于“方向”的认定生发的矛盾认识。我们又看到了这一代人熟悉的自信与不自信。或许正是源于这种互相牵制的认识，我们会发现赵园老师固然倡导理论对批评的超越，为年轻一代批评家的“思辨热情”辩护[33]，但她自己却并不勉强向思辨、理论的路上去发展，她始终坚持那种“对象优先”而非“方法优先”的批评立场和表达方式，坚持那种“狩猎者”的姿态。这或许又应归于她的“任性”——确切地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使她意识到这种批评态度是适于自己的，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且仍有极大的发挥空间，还远未“尽其能”。在新的批评研究风气中，这固然显得“传统”，却带着“以保守为建设”的意味与作用。
    今天回看赵园老师的《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印象最深的，一再重读而仍感觉新鲜、结实的还是那些具体论述作家作品的文字，那些细腻转达阅读感觉和判断的文字，几乎是每页皆见精彩。这些批评文字是最显露其“个性”，也最渗透其“方法”的部分，但同时是难以言喻的部分[34]。她读作品、读人的方法或可称之为一种“素读”的方法。之前，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学作品长期被作为观念、认识，甚至政策的对应物来看待。“批评者或视创作为‘以观点摄取的对象’，或以之为‘据以进行归纳的研究对象’”[35]。文学史则从“以论带史”一路走到了“以论代史”。作品本身的面貌、脉络、特质变得不重要，贴标签、扣帽子乃至断章取义渐成常态。作品已无尊严，何谈批评的尊严。作为对之前教条、武断的批评态度的厌恶和反拨，赵园老师会有意排斥先入为主的观念，执着于阅读作品、与作品相遇时最真实、新鲜的感觉、感受。这些后来被统称为“审美感受”，但其实是远比“审美”更综合的感觉。审美层面之所以前置是基于它的微妙和难以即刻用抽象观念捕捉，因此，审美上的触动、感知和表达会引导作者主观意识尤其是感性能力不断深入，构成其特别致力的方向：
    在批评者的审美过程中，最困难的，也许就是找到自己的感觉吧。但这感觉最初是那样闪烁朦胧、飘忽不定，你捉它不住。你一次次试图同时潜入作品深处也潜入自己的意识深层，把那瞬间印象固定下来。捕捉感觉尚且如此困难，遑论“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呢！你的快感却也正来自这种时候：你终于找到了“感觉”并获得了相应的文学表达方式。你沉浸在如释重负的轻松感中，眼前有阳光跳跃。[36]
    之所以培养感性能力如此迫切，如此带来解放感，与“这一代”深刻的精神荒芜体验相关。赵园老师自述选择研究的动因、建立个人与对象关系“是在长时期‘孤独的沉思’中形成的”：“那是被置于‘文化沙漠’之上的孤独。作为思想材料、思维工具诸种方面的匮乏的结果，必然是思想的匮乏。我被自己精神上的荒芜给吓坏了。我要救出自己。‘思考’一度成为目的本身，仅仅为了不堕入更深更黑暗的蒙昧。”[37]感受力的荒芜与丧失尤令其惊心，因为这与她自己格外珍视的精神品质相关。她抵抗、自救的途径是有意清除那些规格化（标准化、经院式的或平庸、烂俗的）文风、文体带来的污染。她一再提及，五四一代新文学的吸引力正系于那些不虚文、不矫饰，诚挚有力而又形态各异、充满个性张力的表达。似乎是在那个短暂的解放时代，才能养成“真的文”和“真的人”。而在一种新的“思想解放”的语境下，她如饮甘泉般地拼力汲取这些精神资源，尤为对自己起到精神拓展、引导意义的是通过体会、研读那些有魅力的表达去锻造自己的表达[38]。因此她的数量惊人的“读”（其对自己论题范围内的作品研读近乎竭泽而渔）——读文、读人——首先是一种对感受力的持续锤炼，通过大量的阅读披沙拣金，越来越敏感于文字、表达、构造的品质、特质，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在不同对象间反复对照深化的理解力；其中也包括自身经验和生命体会的投入所触发的共鸣以及在研读中寻找精神、思想上的“契合”、激荡与启发；进而，在拓宽拓深了阅读经验、感受力和思考力的基础上，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于是，阅读-研读-批评-表达过程构成一系列相当内在的体验和需求：“敏锐地捕捉住对象和由对象身上发现自己，都是智慧的享受。准确地描述对象和借对象痛快淋漓地阐发自己，都是智慧的享受。”[39]在此意义上，无论研究、批评都是一种类似创作的、跳动的生命活动：“批评作为一种生命活动，是批评者整个精神的投入，综合了直观、思辨以及其他情感、心智活动。好的批评文字，应当体现出这种精神活动的‘有机性’。这种批评也势必是批评者个性、人格的呈现。”[40]赵园老师不止一次提到的“为己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本义上的批评、研究不能作为工具、任务而存在，它一定源于内在的精神需求，渗透着个性、人格的完成，也只有通过“有已”的主体才能焕发出魅力和力量。
    对于“个性化”的成立至关重要的除了感受力还有判断力：
    “感觉”固然令你愉快，越到后来，你却越渴望判断。你被混乱的思路所纠缠，你被种种相互冲撞的判断烦扰着。有一刹那，你甚至对于自己的思维能力彻底绝望了，你诅咒这个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的事业。但如果你是有一定的思维能力的，你仍然有可能抓住问题的辔头，使对象的内在逻辑由混乱中呈现出来。自信重又回到了你那里，——我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充分的快感。[41]
    对象最初的吸引往往来自新鲜、契合、共鸣，在咀嚼深味中会产生触动、惊异、赞叹，但也会伴随着不满足、诧异和怀疑，如何将自己复杂的体验转化为理解、洞察和思考，再铸成学理性研究——不单描述诸创作形态的品质，且能追述其生成因素，进而梳理、辨析各个对象、现象间的关系、脉络——构成巨大的挑战，也是“判断”的基础。止步于欣赏、流连会有碍真正深入对象，一个作家的优长处常常亦是其限度、阻碍所在，因此，哪怕是对一个对象的批评也需要在反思处再加一层、二层反思。何况，作家作品的定位远非终点，它很大程度上是通向历史、通向社会以及人的本质理解的通道。赵园老师在《艰难的选择》中提及文学形象分析的意义时曾讲：
    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如同“五四”以后的中国，生活得如此矛盾。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侵入”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入了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的内心生活。这个巨大而不可抗御的历史主题，在全部生活中打下了矛盾的印记：一面是进军，一面是抗拒。由历史冲突的铺展和文学的成熟中，形成了现代小说家在知识分子形象创造方面的重要经验：经由人物的性格矛盾反照时代，由矛盾着的性格把握人物作为“历史人”，与过去、未来的联系，即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以及由矛盾着的性格把握人物作为“社会人”，与构成社会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也即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整体中的位置。中国现代作家在创作中通常正是这样向“人的本质”掘进的。[42]
    正因为有着如此复杂、矛盾的历史关联、构成要素，对作品作家的把握就不可能流连于“审美”，相反，感性特质的把握是作为导向作家精神、思想构造的必由之路而具有价值的：“我在作为对象的形象世界中游走，试图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们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那整个文学时代；试图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探寻这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同时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历史时代的感性面貌。”[43]在作家-作品-心灵-社会-历史的连通关系中蕴含着传统人文主义对于人的本质、社会本质、历史本质间相互支撑关系的期待与信任。而在结构主义之后的知识图景中，这些内在贯通的纽带通通被打断了，新的分析要素是生产-文本-结构-符号-叙事-意识形态之间的往复循环。就此而言，赵园老师的研究、批评立场无疑是前结构主义的，置身于传统人文主义语境中的。（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哪怕年龄差距不大的黄子平老师等人，很多从八九十年代交叉时即跨入了广义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境，舍弃了很多人文主义的“包袱”[44]。）其研究、批评贯常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文学分析概念：人物、性格、典型、环境、社会、心灵、思想等。尤其是《艰难的选择》这样“史论”色彩较重的著作，其批评意识、用语颇近于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从人物形象批评入手延申到社会批评、历史批评，乃至道德、思想批评。它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聚焦于新文学、新文化知识者与中国现代革命进程的内在关联——但倒转了顺序：不是从革命史宏观框架层层落到现象、作品解读，而是径直把握、描述作品呈现的“状态”、品性、特质（政治的影响、作用也要通过人物、性格构造的阶段性特征、倾向来把握，而非直接对应）；再从作品内容，尤其人物形象的成败、矛盾组合、无意识构造去反观作者的态度，“经由人物的性格矛盾反照时代，由矛盾着的性格把握人物作为‘历史人’”；最后经由作品批判把握作为“历史人”的作者。这其中蕴含着双重的“人”的把握：一是作为作者思想、精神对象化产物的作品中的“人”所呈现的状态、面貌，人物与现实、历史的关系；二是作为时代、历史中的行动者和思想者的作家的理想、信念、矛盾、苦恼。这些都要通过层层剖析“精神产品”来真切地体认，其“真实”既非作品自然形态的“本来如此”，也不能完全依托作家自己的解说，而要经过充分的批评程序才能被“独立”“独到”地把握。在这双重的对“人”的把握中必然始终贯穿研究者主观的投入、努力。研究者不是一个冷静、中立或超越的批评者、裁判者，而是一个热情的、投入的，带着自身伤痕、困惑与燃烧精神的对话者。她既跟作家们对话，也跟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体会、理解他们，赞叹他们，也挑战他们，不留情面地批评他们。在持续拓深的隔空对话中，她自己愈发确认作为现代“知识者”序列中一员的命运和由此无法回避的难题、使命——这个“共命运”的底色、贯通处是现代“知识者”的社会、历史、道义责任。对这个命运历程的审视、反思就是对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入。由此形成的“己”是非致力不能深入的，又是非致力不能牵连广大的。
    这种研究主体的生命投入和“共命运感”同时连带着对“理想读者”的召唤、调动与期待。在八十年代前期的研究中，这种色彩尤为浓烈。从《艰难的选择》开始，作者行文中不断出现的“你”“我们”，自然地传达着一种信号——这些研究评论所诉诸的读者对象是“以天下为己任”且具反思、批判意识的新一代“知识者”，他们与作者、与作者要讨论的对象处在一个精神序列和传统中，分担着共同的命运、难题以及苦恼[45]。因此，研究也好，批评也好，作为一种写作实践就是要用“文字之力”呼唤、引导他们一同审视、一起思考，既感召于历史中的热情、信念、执着，又突破他们的天真、彷徨、自恋、自伤，走向成熟、自信、有力的境界。就此而言，为后人所羡慕的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相互激发、团结向上的“学术共同体”状态，不单由研究风气造成，它依托的是那个时代更广义上的“新人共同体”，尤其是以“改革者”和“知识者”为理想范型的“新人”。这一代研究者置身“新启蒙”的时代潮流中，兼具挖掘启蒙主义传统和“面向未来”的使命感。恰如《艰难的选择》所言：“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前进的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作者，仅仅这种历史感，就会成为创作中激情的源泉”[46]。成为“自觉的历史参与者”构成“同道者”们研究、批评、写作的动能所在。他们致力于重树“新文化”“新文学”的价值立场，沟通泛左翼的社会-历史批判视野与五四的个性解放、思想解放立场以及八十年代的民族精神重建、改造立场。作为“新人”的“知识者”身上要综合各种要素：坚守现代价值，有社会担当责任，具备反思、自省的习惯，又能连通平民、大众。这不单意味着承上启下还意味着一种“重组”，它是知识者的自救，更是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再调动。这些对新的、理想型“知识者”的构想、赋予，以及对知识者实际缺陷、不足的指认都反过来影响着研究者看待、审视五四一代的眼光。
    下篇
    赵园老师的第一部专著《艰难的选择》就其实质而言近于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特别是与现代革命历程有关的知识分子精神史。在1980年代前中期，第三代学人心中萦绕不去的问题始终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革命传统生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界定与“改造”命题左右着他们的自我认识、成长道路。他们曾满怀热情投入政治运动，当政治幻象破灭后，不堕入虚无的自省路径之一是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尤其追溯中国革命所派生出来的种种“知识分子命题”如何形塑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这对现代文学研究者尤显适当，因为新文化传统正是生成了那个现代知识分子与革命问题的母体。“本色”的现代文学研究之专长即在处理新文化运动、新思潮、新文学与现代革命运动间相互生发、同步共振的关系。因此，如赵园老师意识到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避免对曾经的‘主流’做简单否定，具体表现就包括了对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关注，而不趋附‘文革’后一度的‘去政治’的倾向。”[47]
    不难看出，《艰难的选择》依托的历史框架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讨论的是较深参与了从文化革命到政治革命实践的“主流”作家，并且其追踪的许多线索、论题也着意于同革命年代的知识分子论构成对话。例如，它非常关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过程，它在承认这种趋势必要的前提下更瞩目于五四一代与平民“同命运感”中蕴含的“平等意识”[48]——那种既不高高在上也不刻意自我贬低的自然、大方态度。它看重“知识分子平民化”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意义，敏感于“发现民众”与“发现自己”可以同步推进而非互相抵触[49]，思考知识分子的“自我完善”、“改造自身”与“改造世界”如何能不被割裂地理解。这些看似微妙的辨析是非经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问题洗礼者不足以深味其“思想解放”之义。作者在第三章的开头曾讲：
    这一章所要涉及的一些重大联系——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人民，正是使现代文学史成其为现代文学史的基本关系，是规定这一时期文学的基本性质、基本特征的“关系”。它们并非外在于文学，并非由外部对于文学的强加，而是渗透在审美活动（创作-欣赏）之中，构成文学作品的血肉以至灵魂。[50]
    《艰难的选择》沿用了很多传统现代文学史的结构要素、问题脉络和关系框架——像是知识者与政治，知识者与人民——但它进入对象的路径顺序从“由外向内”渐变成“由内向外”，搁置对历史、政治本身的追究，专注于把握作品中的“历史人”以及同为“历史人”的作者。它最终要通向对历史的理解，但它首先要“由心灵的创造物去接近创造者们的心灵，由这些心灵去亲近那整个文学时代”，再“凭借历史知识、艺术理论和个人经验（包括审美经验）探寻这艺术世界的深层结构”，最后“由这特殊世界去‘复原’那个历史时代的感性面貌”[51]。
    从人物形象世界、矛盾性格入手，经由人物与作家主体“内在经验”的必要中介，最终通向“历史时代的感性面貌”，无形中解离了线性的历史决定论，变历史对主体的决定为主体在历史中的“艰难选择”。它使得这本书展现出一幅“精神现象学”式的图景，追踪、聚焦于不同时期——从“五四”到“大革命”前后，再到三四十年代以至建国前夕——知识分子的“精神形象”“精神典型”，专注于描述知识者主体在历史动荡中“选择”的差异、多样和限度，形成一幅有别于革命文学史单线叙述的“满天星斗”式的历史图景。
    事实上，相比思想史，精神史对于把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道路”有难以取代的适用价值。常规思想史研究如单纯聚焦“思想性文本”，则它很难细致捕捉现代思想、精神的精微脉搏，尤其难以从历史中的行动者、思想者遭受精神冲击、精神困扰和诉诸精神突围的动量、势能、方向上去把握其进路。毕竟，系统、成熟的思想表达在现代中国显得稀缺，大量有思想含量的表达是被“状况性”现实激发出来的，带着与现实一起摆动的急迫感和不稳定状态。且哲学、思想、学术表达所占有的言论领域也较为狭小。相比之下，广义的新文学书写——包括虚构性作品和论说性的文章、杂文等等——在现代中国的公共性表达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它们更能彰显新青年、新文化知识分子这些“新人”的精神特质和演变轨迹，包括他们的“再生”“成长”“成熟”与“天真”“孤独”“烦闷”“热情”以及“激愤”“挫折”“矛盾”“痛苦”——这些构成他们的精神机能，左右着他们的选择与分途，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有时不是思想因素，而是精神因素——现实的动荡、冲击往往首先作用于精神层面而非思想层面——更与历史把握有直接的衔接意义，同时，它也提供进一步导向思想史认识的基石。就此而言，现代文学的文本与现象具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思想认识价值：
    “五四”时期的社会矛盾，在性格坚强、拥有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新青年”对面，初次显示出其复杂性与多重性，而新青年的形象则在这种矛盾冲突、社会对抗中，使自己的本质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呈现出来，——既呈现其崭新的精神特质，又呈现其正是作为“新青年”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里有着中国知识者关于自己的更为重大的精神发现。虽然这一发现映现在小说作品中，不免受到作者表现能力的限制，但是这些作品的有关内容，仍然应当作为研究现代中国、现代中国知识者的重要思想材料。现有的思想史著作，还不曾把中国思想界第二次“伟大的分裂”前后知识者的思想动向、心理过程，如此生动地描述出来。[52]
    正因为现代知识者在时代进程中具有结构性位置，因此其精神现象是带着更深广的历史意义。《艰难的选择》试图将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现象与一系列贯穿性的知识分子课题联系起来，使得它们对于思考长时段的知识分子问题更具启发、参照意义。比如，讨论五四一代的“孤独”“隔膜”关联于现代个人的主体与自主；关注知识者“走向人民”的过程与心态，标举知识分子的“平民化”，针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命题的局限与绝对；瞩目知识者自讼、自省的传统连带于士大夫精神传统在现代的转化；对不同形态“新人”的刻画则试图撑开、丰富“新人”的面貌、想象。此外它还刻画了知识者在一系列矛盾状态间的挣扎：诸如理想与行动，“现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热情、真实与市侩、颓废等。
    随着精神现象的整理和个案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作者进而试图去把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
    我试着用如下的文字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画像：深厚执著的民族感情，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与此联系着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入世的进取的生活态度，对道德修养的注重与内省倾向，重乡情重人情的感情特点，农民式的认识道路，和农民式的重实际、重人伦日用的思维特点……[53]
    这些概括中很多已脱出革命史所界定的知识分子特质，其参照系从革命史、政治史范式显著转向精神史、文化史范式，重心逐渐偏于概括“知识者”作为传统“士人”之后继者所承续的品质、特性。书稿完成一年后，作者撰写《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时，她对书的宗旨有了更宏观的认识：“写这本书，我的兴趣始终不在纯粹的专业范围。我的意图，在于由文学史，由形象，探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由中国知识分子探寻现代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54]这意味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这一研究出发点发生了从“政治-历史”模式向“文化-历史”模式进一步的移动，于是，把握对象的方式、态度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艰难的选择》已显露出这种变化的痕迹，不过它整体的史论框架令其仍保持了对“政治-历史”模式的迁就，而差不多写于同时的《论小说十家》则因为没有大框架的约束而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赵园老师的研究特长。
    《论小说十家》由十余篇作家论汇聚而成，写作时间跨度从1980年到1986年。作者曾于后记中坦承：
    我对于对象的选择，与其说依据其文学史的地位，不如说主要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虽然这“兴趣”也正有“文学史的兴趣”。在前后五年之久的散漫的写作中，无意间却也形成了某种集中性：对于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研究；而且到了后来，由于积累，又有“由一个人看一个时期”的意向，虽不免“小题大作”，却也约略勾勒出一点轮廓，——自然是我所认识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演进”的轮廓。[55]
    相比《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中的文章越到后来越渐渐脱离人物形象、情节构造、现实环境、历史背景等“现实主义”分析范畴，开始专注于研读写法、语言、“情调”、“境界”等“艺术风格”因素，试图摸索一套贴合现代文学创作质感、实绩的“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它既区别于“现实主义”解读，又异于彼时方兴未艾的形式主义、叙事学分析。相应的，其折射的“历史”内容的重心也从政治性变迁、起伏转移到“现代文明进程的‘文化后果’”上；对作家理解、描述的重心亦从“现实态度”转向“文化心理”“审美心理”，包括作家自己独特的精神品质，哪怕讨论孙犁这样的根据地作家，其切入点也聚焦在了“单纯情调”这样的底色上。
    不过，这种从“政治-历史”模式向“文化-心理”模式的转移并未趋向“系统化”，从而避免了勉强系统化、理论化会带来的削足适履。（对比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新锐批评家们跃跃欲试的体系化、理论化冲动，也可以看出“这一代”研究者寻求突破时的谨慎和边界意识。）事实上，《论小说十家》相比《艰难的选择》优胜处尤在其自由度，在其可以随物赋形、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感觉、体认，而无须顾忌整体框架。毕竟，一般依托于大历史叙述的文学史难免要预设、塑造发展线索、发展方向，叙述框架的建立则要依托各种“决定因素”，造成对作家个体的把握常被装在一个“发展”套子里。一旦摆脱整体历史叙述的约束，聚焦于作家个体，则方便在其内在脉络中展开贴切的体会、描述，把对象以贴合他自己的方式铺展、书写。于是，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切入角度，有不同的论题，甚至每篇内部也未必有完整结构，可以由一些“要点”连缀而成。由于形式、体制的自由，《论小说十家》更易于充分展现、探索现代作家的个性、丰富性、多样性。《艰难的选择》所论作家基本还处于传统新文学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线”上（“五四”一代加泛左翼传统）。《论小说十家》则专门讨论了沈从文、张爱玲等“非革命”作家，在“革命文学作家”的范畴内所选的也是孙犁、路翎、萧红这些有着鲜明创作个性者。革命/非革命，主流/支流，某某主义这些“归类”范畴均被弃置不用，作者专注挖掘的就是不同作家的创作个性、特质，探求造成其魅力与限度的原因。作者常常通过竭泽而渔的阅读——“研究却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某些作品的个人感受，而不把这作品与作者的全部思想、全部创作联系在一起”[56]——萃取每个作家最突出的特点来衍生出论题：像是骆宾基的“怪”、孙犁的“单纯情调”、萧红的“稚拙”与散文化、路翎的“雄强美”和“扰攘不宁的心灵世界”、老舍对北京市民社会表现的执着与深度、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与社会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的关系、张天翼的短篇小说艺术等等。当然，除了充分展现作家的独异之处，也会涉及作家间的呼应、对比，比如对张天翼、吴组缃、端木蕻良、骆宾基几位活跃于三十年代、风格各异的左翼作家的讨论连带起来看隐含着对三十年代普遍创作特征的把握，有触类旁通、以点带面的意味。不同于一般作家论编年史式地追溯作家的发展、变化过程，《论小说十家》中的文章常常不拘一格地在作家不同时期作品之间跳跃、比照，务求将作家写作上最核心的特质集中揭示出来，再兼述其变化。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家？由于成篇时间不同，原因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赵园老师在《论小说十家·修订本前言》中曾讲：“形成于阅读中的文字印象，是我论述的基本依据。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是确有所感——于对该作家喜爱与否不尽相关。当年不写的，现在更不敢写；当年写了的，则只能写在当时，稍晚一些时候就很可能不再能写出。”[57]可见，对象选择、写作角度与彼时阅读经验有关，也与触发点有关。不同时期触发点的差异或可透露出作者自己意识、兴趣、心态在八十年代语境中的变化。像关于郁达夫，书中收入了两篇论文，八十年代初那篇感触于其“真气”、不伪、洒脱，到八十年代中期再论时已不满足于此，更追溯其与文人传统的关联，这或许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讨论的日盛相关。其被骆宾基的“怪”“轻喜剧色彩”和“无主题”所吸引，则关联于反思现代文学作为“空前严肃的文学”对审美活动的限制[58]。她对老舍作为市民立场作家的持续关注又会因引入沈从文作为参照——其关注沈从文的触发点在于他对现代文明持反思批判态度和对自然的再亲近、对“小民”生活命运非主流地呈现——而彰显出文化批判的“预见”维度：
    始终关注着现代文明进程（无论其在中国有多么缓慢）的“文化后果”的，是老舍与沈从文。老舍以大量作品描写城市文化结构的崩解，沈从文则表现城市文化滋生着的病态并以湘西文化为参照物。他们的思路都归结于承受上述文化后果的“人”，北平人，或者“城市人”以及湘西人。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中不能不是一种独特现象，与思考着的欧美文学间有某种（即使是微弱的）呼应。把文化问题归结为“文化”自身，决定了思考的独特深度以及同样“独特”的弱点，但你仍然会肯定他们的忧虑的某种“预见性”，而且公正地认为这属于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命运问题”，……倒是可能与实践的改革者的思考互有裨益。“五四”以来基于历史进化观点的“乐观主义”，有时不免显得肤浅。因而沈从文、老舍对于历史的悲剧感也可视为一种补救吧。[59]
    不过，在肯定这些“非主流”的、“另一思路”的中国问题思考的同时，作者并不轻易附和学界已经开始流行的“超越论”，反而时时拿它们与“实践的改革者的思考”以及“新文化”价值加以对比，指出其文化论的限度与矛盾：
    离开了“五四”以来中国思想史的实际，离开了“五四”以来中国的基本社会矛盾与社会斗争，离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史上的奋斗与追求，你无法恰当地评价沈从文的文化思想。沈从文并没有“超越”，研究的“超越”不也因此更失去了依据？……他自觉地使自己的创作既从“五四”流行思想的影响下脱出，又由三十年代的普遍空气中脱出。这种“独立性”却同时给他带来了损害。“五四”彻底反封建的民主要求（包括“个性解放”的要求），三十年代联系于社会革命运动的关于阶级对抗的思想，都是使现代文学获得其“现代特性”的东西。沈从文在创作中避免社会历史判断，却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包含着、体现着某种社会历史判断（！），这在他的创作中，也许是一种更深刻也更难以摆脱的矛盾吧。[60]
    显然，作者在警惕另一种对“现代特性”的窄化：即过于从文学、文化表达的现代形式、审美形式去界定“现代”，而忽视“民主”“平等”等现代政治价值对文化态度、文化趣味的锚定作用。它会造成对五四新文化价值立场的偏离。她曾以颇为严厉的态度批评沈从文小说中的“轻松的笔调”：
    我由此又想到了沈从文以轻松的笔调写在小说散文中的“杀人的游戏”。那种材料，在萧红的笔下，一定会是沉重的吧，尽管她也极力使笔调“轻松”。区别在于透入“笔调”的深层心理及其观念背景：萧红是由关于“人的价值”的认识出发，感受这痛苦的，沈从文所缺乏的，却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悲剧意识。
    我由作者关于女性和关于下等人的描写看到的是同一思想根柢。……由杀人者于被杀者的愚蒙中，他甚至感到一种趣味，因而才有那种轻松到近于玩赏的文字。在沈从文那里，缺乏的正是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是生活感受、艺术表现的现代特征。上述这些，很难用“文化”这笼统的概念来解释。我由沈从文这里看到的，是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助成了又极大地限制了审美创造的例子。有志于探寻文学创作与“大众化”的关系的人们，也许可以从中引出启示也引出教训的吧。[61]
    这段文字显然有感而发，所感者恐怕不只关涉沈从文，更指向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偏至：在寻求以文化超越政治，以传统超越现代的探寻中将“文化”抽象化、审美化，以抽象的文化态度、审美态度冲淡了直面真实人生复杂、矛盾、悲剧状态的现实主义态度，冲淡了那种不容忍于现实的不合理而努力寻求现实改造的意志，以及为了造就合理人生、社会所必要诉诸的政治性价值和理想。而后者正是新文化价值体系所持有的核心立场。从这种警惕中不难看出，赵园老师的本色、底色始终系于不妥协的、新文化的价值立场。
    有论者、友人将赵园老师的论文称为散文化的论文。《论小说十家》大概最能体现其散文化论文风格。然而，细读这些文章或许能察觉，所谓“散文化”只是一种表象，至少非作者刻意追求，作者是因为把自己“沉浸”式地阅读、思考状态和感受过程直接地表露、展现出来才会于写作中显得时而凝重、沉潜，时而跳跃、灵动。（“印象式批评”中有所谓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之说，或可挪用来形容这种阅读和表达，虽然赵园老师自己对止步于印象的批评很不认同。）阅读这种论文，有意无意间也需要读者具备一种“沉浸”、咀嚼的能力和状态。你不能如读一般论文那样在这里轻易辨识出分门别类的、大写的路标，不能如手握街道分明的地图那般俯瞰、查找，你进入的亦非市井风情、小桥流水的天地，研究对象在作者笔下仿佛一片片连绵的、峻峭幽深的丛山激流，作者则如同一位长久穿梭其中而对山形地势了然于胸的带路人，在引导众人攀登、穿越的途中时而饶有兴味地引导、指点着大家的目光和感觉，试图撑开你的每一分感知：
    即使你并未分明地觉察到这种“诉说”口吻，那口吻中的“亲切”也已透入你的感觉了。“诉说口吻”也正属于声音层面。在这个层面上，你常常与“亲切”同时体验到“宁静”，极深的宁静。这也是你的声音感，属于听觉意识。如果你肯仔细地辨析一下你最初的感觉，你会相信那“宁静”果然是你听到的。[62]
    这些沿途“风景”不足以用“美”概括，它们常常是沉重的，是“崇高”的，是杂陈的，是引人赞叹也让人痛惜的，是不断挑战观者、读者的感觉与认知的，还是引向历史-文化-社会-精神的纵深处的。于是，这个攀登的过程成为邀请读者、探求者一起面对、一起发现、一起思考的过程。
    与论文常单纯诉诸分析不同，赵园老师的批评文字尤长于描述、形容。其描述中包含着敏锐、精微的分辨力和对这种分辨的准确传达，有时甚至必须借助形容、比喻等文学笔法来求得一种传神达意。她曾如此描述路翎作品带给人的阅读感觉：
    “渴欲”和“追求”，使路翎作品有“饱和感”，“膨胀”在作品里的“蠢蠢跃跃的力量”，仿佛“随时随地都要向外伸展，向外突破”，直接造成了作品内在的紧张性。在关于这些极度“焦渴”、“饥饿”的人们的描述中，中国小说美学在“疏密”、“疾徐”以至“虚实”等等方面的要求，统统被忽略了。读路翎的小说，你往往会受不了那种持续的紧张：你感到喘不过气来。持续的紧张在长篇里使人更难以忍受，但路翎正是这样写出了他的庞大的《财主底儿女们》和另一个长篇《燃烧的荒地》。这是路翎小说的节奏形式。你可以不习惯，感到压迫，但它仍然是一种节奏形式，与作品包含的心理内容、情绪特征，尤其与人物的气质、行为方式，甚至是和谐的。[63]
    读路翎的作品，你不难察觉到，这位作者苦苦追求着的，跟他所实际达到的，总有那么一种距离。……你恍然瞥见了，在一片骚动着的意象的背景上，那个倾身向前抓攫的作者的身影，魂魄不禁为之震动。[64]
    作者对感受和表达的锤炼非修成一击即中而不止，这种痛苦与喜悦交织的写作体验，其强度不亚于创作。由此造就的批评文字构成了在作品基础上的另一重创作，它们常常是在“提升”、焕发作品的价值——无论是欣赏还是批评，而且通常是兼有两者——这种价值不限于文学尺度上的价值，还有认识上的价值。相比之下，九十年代后渐渐占据主流的“学理式分析”有意无意地在将作家的价值“风干”，变成理论方法取景框下的画片。在交替兴起的“重写文学史”“再解读”、症候阅读、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诸多方法的操作下，你很难对作品本身再怀有敬意，它们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标本，研究者的兴趣集中在标本的哪些部分适用于手中的解剖刀。对解剖者而言，解剖刀的锐利、操刀的手法值得去反复磨炼、欣赏，但他无意令解剖对象起死回生，更不在乎它们曾有的魅力，于是，它们不再打动你，它们失去了“光晕”。但赵园老师于此相反，无论读《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地之子》或其他同道者们当年的批评文字，你会在作者带着生命热情、体温诚意甚至激情的引领、提示下，对分析对象产生浓厚的兴趣和阅读冲动，哪怕其中一些作品曾经是不忍卒读的，经由作者的点评也令你生发了再看看它们的兴趣。毕竟，作者进入作品之前是抱着对作家、作品充分的尊重和期待，期待着被对象点燃、照亮，同时又怀抱巨大的责任，希望将这种点燃、照亮传递给他人，给那些未知的“同道者”。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极端历史处境中养成的诚挚、投入的阅读态度和表达责任。因此，常常，你会在作者的剖析文字中瞥见她自己生命体会的身影。像她谈到历史激荡造成的隔膜和疏远时就让人觉察出那种“感同身受”才能带出的感叹：
    历史的每一次非常态的突进，都势必在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造成新的隔膜，使陌生的变得熟悉，让熟悉的见出隔膜；令曾经亲切过的人们疏远，而又让素无缘份的陌生人走到一起来。仅仅思想界在短短数十年间的三次“伟大的分裂”，就在知识者群中实现了多么复杂繁复的分化、组合。上文所谈到的叶绍钧的《隔膜》，就透露出了此中消息。把亲朋故旧与“我”隔开的，固然是“他们”对时代变动的冷漠，也未始不同时是“我”自身的思想变迁。[65]
    当她列举五四一代不同质地的、叠加的“孤独”感时，也令人好奇她自己曾咀嚼过多少种的孤独：
    这里的确有不同质、不同思想根柢的“孤独”，——历史的积淀物使人与人不能相通的孤独，历史运动改铸了社会关系造成的新的孤独，思想前进了的知识者处在变动缓慢的生活方式中感到的孤独，先觉者为麻木、蒙昧所包围而经验着的孤独，知识者当着尚未找到走向人民之路，尚未找到与工农劳动者之间的精神桥梁时不能不体味到的孤独……[66]
    赵园老师的批评文字还善于做对比、对照，其分析的笔力向深处拓展时常是通过在近似、形似的作家、作品间反复辨析而推进的。越是细致、精确地区分，越能彰显双方的独异处，使得本来不容易描述的质地色泽能通过对比而照亮。而把哪些创作拿来对比，在哪些点上做比较也时时考验批评者的分辨力、理解力和想象力。像是，作者曾辨析路翎与骆宾基的“怪”：
    路翎也常写病态或曰变态心理，而且描写本身即呈“病态”，——作者与对象世界的“同一”，或者说“主观化”、“同化”了对象世界。骆宾基的态度却仍然平易得多。对人物的精神生活，他决不像路翎那样深不可拔地“参与”。他的态度，多少使人想到精神病学家，尽管不是完全不动声色，至少能不费力地保持着与对象的距离。因而大致可以说，路翎作品中的扰攘，相当程度上是他本人造成的；而骆宾基笔调的安详、轻松，却显然出于另一种创作心理状态。[67]
    她也曾分析沈从文与萧红如何发展出一种有异于一般“抒情性”的，中国散文特有的美感：
    沈从文与萧红的作品都不曾试图唤起某种激情，它们的情绪色彩甚至比某些公认的写实作家（比如茅盾、丁玲）的作品更淡薄。在它们那里，你所遇到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抒情”，而是充满感情意味的具体情景。这里才有中国传统散文特有的美感。中国式的散文，与其说“主情”，不如说“主味”，主“情致”。这是一些较之“情感性”、“抒情性”远为细腻、微妙的美感，……“情致”、“情味”，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种文字趣味，极大地依赖于词语、句子的组合及组合方式，因而也难以由其语言载体中剥离出来。[68]
    在《论小说十家》著篇中，赵园老师尤爱《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这一篇。这篇作家论既是贴切、透底的“批评”，又颇具“理论”抱负——它试图揭示一种独特灵魂所养成的、真正的个人风格是如何经由语言的创造而生成的，这种风格上的个性是独一无二的，但对它的捕捉却又激发出有普遍意义的参照价值。可以感觉到，作者借由萧红这个极具鲜明个人风格的个案，对八十年代中期已显露的“审美”“风格”“形式”分析发起了挑战。她的抽丝剥茧地解读让人体会到，种种标签式的现成概括——“散文化”“抒情性”“无结构的结构”等——尚不足以贴切地定位萧红创作的艺术特质，尤其难以追踪其风格性写作的独到“生成方式”，而只有从语言入手才能抵达萧红创作构造的“底层”。作者竭尽全力从头打造一套新的概念和描述、形容来为萧红的文字生命、精神特质赋形，并将这个摸索、思考、分辨过程仔仔细细铺展在读者面前。这个过程是对作者自己辨认、提取、概括、表达能力的巨大考验。当作者自己的概括、形容、文字呈现与对象达到无间的契合时，带来的快感是难以言喻的。这也使得她在讨论萧红这样一位“左翼作家”时，焦点不再是其写作被时代状况决定的一面而是那些被历史-生活或文化-审美的河床基底所形塑的层面。
    时序的概念对于理解萧红作品的结构有时全无用处。那些作品的构成部分之间，往往不是依时序，而是由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焊接（更确切地说，是“熔冶”）在一起的。萧红更注意的，是历史生活中那种看似凝固的方面，历史文化坚厚的沉积层及其重压下的普遍而久远的悲剧。她是用宽得多——比之当时的许多作品——的时间尺度度量这种悲剧的。《生死场》写了四时的流转，却没有借时间“推动”情节。……她常常把看似孤立的情景（是空间单位而非时间单元）组接在一起，并不为了表现过程的连续，而为了传达“情调”。到《呼兰河传》的前半，她更索性使时间带有更大的假定性：是今天，也是昨天或者前天，是这一个冬天同时也是另一个冬天，是一天也是百年、千年。这里的时间感、时间意识从属于作者的主旨：强调历史生活中的共时性方面，强调文化现象、生活情景的重复性，由这种历久不变的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发掘民族命运的悲剧性。[69]
    这些未必是萧红自己自觉、有意的追求，却是批评家从其艺术特质中挖掘出来的“底层逻辑”。于是，民族寓言、象征对“写实”的超越不仅是作品中蕴含的潜能，更是批评者努力开掘的方向。从《艰难的选择》注重民族危亡与自新、现代启蒙、个性解放、“走向人民”到《论小说十家》著篇逐渐转向民族文化心理、审美积淀、语言塑造力[70]，背后不难看出从八十年代前期到中期文学研究思潮、风气的变化。
    继踵而至的《北京：城与人》（完成于1988年）聚焦于历史-文化积淀如何造就一个“文化城”，如何陶养着其中的“人”。作者的目光从作家与历史状况的紧张关系进一步转向渗透了文化-审美精神的“生活-社会”层面。其效应之一是越发舍弃革命史框架所造就的“阶段论”分割，深入那个沉淀在历史表层下的“生活世界”，对北京来说尤指那个浸透了市民社会传统的生活天地——以老舍笔下的“老北京”为代表的、平民化、乡土气的市民社会——从而获得一种“贯通”与“超越”的效果。北京书写和“京味儿”小说的线索打通了现代与当代，使得三十年代的北平书写直接串联上“新时期”的“京味儿小说”，带出对一批八十年代活跃的作家的讨论——汪曾祺、刘绍棠、邓友梅、刘心武、韩少华、苏叔阳、陈建功、林斤澜、张辛欣等人。这些作家作品已不像《艰难的选择》所论及的对象那样浸透着忧愤，其表现对象和理想读者从“先锋”式的“新青年”转向了“中年心态”的、奔波于生活的“常人”[71]。作者的笔调也“不由自主地向研究对象趋近”，透露出作者调整自我心境的自觉：
    我在这书稿中写进了变化着的自己，渐趋平静淡漠的心境，或多或少调整了认识的框架。其中有原本狭窄的文化、道德意识的扩展，也一定会有观念、情绪的老年化。也许正有必要弛缓一下神经也调节一下文字，发现自己原本存在着的小品心态、散文气质。我又疑心这不过是借口，逃避思维的紧张更逃避生存紧张的借口。儒表道里，我走的或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走过的老路？[72]
    从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历史决定论脱出，作者愈发转向文化-传统决定论。借助对市民社会、生活传统的讨论，作者试图去挖掘、体会文化-传统中绵延的部分、深层审美心理结构以及文化-书写趣味、格调。于是，“传统”更多显现为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渗透在普通人的生活形式、生命历程中跃动而有韧性的存在。虽然这种常人、常态的生活中绝不乏矛盾、冲突，乃至悲哀、悲剧。京味小说是以其特定的眼光、态度和构造方式捕捉了生命河床中平和、从容、有含纳力的一面，由此形成的“美感”与革命所寄托的激扬、雄壮、紧张、斗争的人生状态构成反差、对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启蒙主义“国民性改造”路径的民族性格重建的参照坐标。同时，在现实主义写作的发展历程中，这些作品也串联起一条颇具本土风味、品质的现实主义探索道路。事实上，从写作形式着眼，自论萧红的文章开始，作者越来越致力体察、挖掘现代文学中那些超出西方现代文学体式框架的潜能。在《北京：城与人》，她曾就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传统渊源提出一种说明：
    仔细的审视会使你发现，老舍作品与同时期（我指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有不同的艺术渊源。他所承续的，首先并不是19世纪巴尔扎克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我已一再提到的，老舍以及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并不追求描写社会生活时所具有的反映论意义上的真实性，不追求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艺术的镜子般的精确性。他们强调选择——对于对象的选择，同时还有创作主体与对象间关系的选择。这一种风格并不寻求逼肖，无宁说寻求的是“似与不似之间”，是神似。这里正有中国传统文学中极为发达的审美意识。京味小说的艺术成熟性，也在于它们脱出摹仿追求情调，“味”，以至更具体的笔墨趣味。在结构布局上，你可以分明看出“中国的从二开始并以二为基本的数学变化思想模式”，即图景的完整、均衡；人物设置上，则表现为行当齐备，性格成对出现（对称性），等等——并非摹仿生活的自然形态，而是以材料适应形式要求，适应既有的风格设计。[73]
    这种总结指向的不再囿于现实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作为现实认识工具的使命感，而是它的多样来源（尤其本土文化、思维模式）和多元形态。似乎，以老舍小说为源头，以八十年代京味小说为后继的某种“市民（社会）现实主义”提供了一条道路可能：将现实主义从历史工具论中松绑、解脱出来，但保持着现实主义将触角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感知时代变化每下脉搏的灵敏度与体贴感，维系着饱满的现实主义写作质感，再加上传统审美意识的化用、融汇以及风格的多样探索，使得现实主义真正体现为一条“广阔的道路”。同时，这种写作风格还连带于某种“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他们不同于五四一代孤傲、忧愤、独立不群的先驱者，也有异于左翼文学中充满斗志、激愤而神经质的战士，还与标榜绅士风的自由主义者拉开了距离；他们是脱去醒目精英气的，能与普通人生活无间、哀乐相通的一群，他们过着全然市井平民的生活，但又具备独立意志，不盲从，不依附，是一批有深广的责任与忧患意识，保留了文化-社会批判眼光和“群”之能力的“知识者”。当然，从老舍到京味小说作家，这些元素在他们身上各自占有的比例、成色不尽相同，并且越到后来，启蒙主义色彩的渐渐退化和风格追求、世俗化趣味的增强难免削弱这种现实主义写作的厚度，其末流常流于世情小说、市井传奇，也难以招架现代主义风潮的冲击。如作者所提示：“‘世俗化’是以有所放弃为代价的。过于称道、肯定世俗生活、凡庸人事的价值，会导致人的存在境界的贬低。”[74]然而，这其中蕴含的某种“平民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和“社会现实主义”（一种从社会立场出发的现实主义写作）的探索将依然有助于我们想象什么是理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实践道路。
    《北京：城与人》中涉及的八十年代创作虽然已带有颇浓的“文化决定论”色彩，但京味小说仍非常执着于“写实”，所谓“文化”都是连带着一片特定环境中的生活共同体、人生境遇和时代面貌，其情调、趣味尚未过分哲学化、形而上或为形式所引导。而到了《地之子》讨论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文化”的要素开始越来越向哲学、神话靠拢：
    我发觉正是“文化热”兴起的那几年，作者们发生了如上引汤玛斯·伍尔夫所说“我们的每一时刻皆是四万年的结晶”那样浩茫的历史文化感受。这种过于广大的因果论，瓦解着以往认识中明晰的学究气的因果链，扩张着文学的内容世界。[75]
    同步得到强化的还有文学自律性意义上的创新：语言模式、认知模式、审美模式的脱胎换骨、突破意识成了一片竞技场，造就着创新的内在动力，也构成主体性确立的标志。语言创造、文体创造、形式突破以及个人风格、格调的探寻成为产生对读者触动、冲击的优先要素。生活、现实、社会这些“传统”认知因素退居次生位置，甚至变成形式创新的助燃物，只提供一个模糊的、勉强可辨认的“真实”框架。文学文本不再通向“现实”认知和主体调动，它只通向自身和“文本间性”。 相应的，批评者也越来越淡化对作品内容的“要求”，越来越强化对语言、形式、风格创新的期待，尝试从形式、笔调、色彩、味道、组织方式等层面去体察“形式的意味”：
    你从张炜那里，从李杭育、贾平凹那里，都可以发现色调日见阴晦的过程……无论贾平凹的州河，还是李杭育的葛川江，都像是在日趋沉浊，不复有沈从文笔下的沅辰二水般的澄澈浏亮。轮回、循环之感亦足添沉重，以情节以文字传达给读者。这阴郁沉重像是特地用来反衬“十七年”乡村文学的明亮轻松的调子似的。禁忌的松动不只留出了观察与思考的余地，也稍许解放了作者们的调色板。这里的阴郁已难以用了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简单尺度衡量。“色调”中有中国作家深刻化了的历史感，他们对于历史文化的沉重的体验，较之新文学史上的“揭露”之作，其阴郁之来已有不同。[76]
    笔调背后有一批新锐作家态度、姿态的变化，其共性恰好传达出时代认知的某种无意识底色。作为创新求变代价的或许是与一般读者沟通、共振关系的削弱。新潮小说变得愈来愈晦涩、难懂，对读者审美素养的要求随之水涨船高，无形中期待读者也要具备审美上的激进追求。这其实意味着由作者、批评者、读者所构成的“共同体”的根基在缩小，并趋于同质化。如果说京味小说的潜在读者是那些经历过历史动荡，厌倦政治斗争而奔波于生活、颇染“中年心态”的平民知识分子与市民阶级，那先锋、寻根小说的读者群似乎是更年轻的、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风气所熏染、鼓舞，开始追求个性和挑战式表达的一代。只是，这批“新人”在时代中的处境、作用在八十年代尚显模糊，或者说，尚未及真正占据历史舞台就被甩出了轨道。
    因此，就作者持续关注的问题——文学书写所体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参与意识——而言，《地之子》的最后一章《知青作者与知青文学》与《艰难的选择》之间构成了首尾呼应。因为他们同属五四传统中最核心的“新青年”、“新人”谱系。虽然其历史境遇、命运走向千差万别，但他们都是新文化（包括革命文化）之子，并被赋予改造历史、社会使命的“新人”，也是深具意义感、价值感，并产生了充分自我表达的历史群体。知青文学所书写的“精神症候”可以视为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传统在一种极端历史条件下的显露、变形。作者在《地之子》中曾感慨“知青英雄主义”中几乎可以“找出完整的‘文人愿望’的表达”——被迫害者、建功立业者、爱情的富有者、不同流俗者几重形象的想象性叠加。而作品中不时透露的“对于‘艰苦的自豪’”，其背后也隐藏着根深蒂固的文人心态：“以苦难为人格造就的必要条件，则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准宗教成分”，它“有时辩护了非人生活，赋予后者以合理性乃至‘诗意’”[77]。与“知青英雄主义”看似对立的知青文学中“回到生活”的倾向则携带着前一时代累积的精神传统和教养底色：
    除“传统文化”外，如王安忆写“小人物”诸作，与18、19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外国文学中的“小人物”主题，未必全无联系。中国古代思想中原有肯定世俗生活、人伦日用的内容。近几十年又有对于“平凡的事业”、“平凡的岗位”、“普通一兵”、“螺丝钉”、“一棵草”等等的价值肯定；如果考虑到这些观念深入人心的程度，那么无疑也应将其归入上述作品的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潜在的观念背景的。[78]
    相比寻根、先锋、新潮小说，知青小说无疑是更“本色”的现实主义书写。它们集中体现知青一代的自我意识，对自身历史经验的持续关注。但知青一代对历史性自我的前身后世，其与深厚、曲折历史传统的关联似乎又缺乏一种透视能力和深究的耐心，这或许就造成了作者所察觉的知青文学的“耽于内省体验”和“内倾性格”：
    知青文学难得写及乡村、农场对于知青的怀念。知青运动决不会无痕迹地过去，它势必留下些什么在大地上，这一批青年被生活所改变，也改变了生活。然而知青文学对效应的后一部分（即“改变了生活”）却感觉迟钝，缺少关心，……知青文学耽于自我省思、追忆，知青写乡村的小说，以乡村未观照、认知、分析对象时，亦不大顾到“知青运动后乡村”、“知青给予乡村的”这一方面。[79]
    知青一代虽有丰富、刻骨的农村和偏远地区生活经验，但经历幻灭的“牺牲者”心态令他们对乡村生活、社会的感受、认知不免带着难以消除的“外来感”、隔膜感，而这些上山下乡时压抑的心情在当年理想被否定后以一种反作用、放大的方式被表述出来。在作者看来，知青文学中的农村“现实”书写厚度、丰富性以及感性体验时常不如莫言、张炜这些乡土出身的作家，哪怕后者的文学形式已相当具有实验色彩：
    莫言并没有缘他丛生的感觉而入于魔幻。剥脱那些如菌如苔如毛羽的“感觉”，你发现了他所写“事件”的极现实的性质。……《透明的红萝卜》、《枯河》、《老枪》等作写对儿童的施虐，写乡村基层干部的横作威福，有切肤之痛。莫言、张炜这些曾生长在乡村的作者，较之知青作者，对于乡村政治的体验更有尖锐性，写这种“现实”常常痛切之至。这种切身的痛感，使他们即使写得飘忽时也不会迷失在天际云端，那地面于他们，是太熟悉太血肉相连了。[80]
    知青一代其实是与作者最“近”的一代，也是在生命体验、主体养成上有交叠的一代。因此，作者对知青文学特质与缺憾的体认一定程度上也基于作者的自省和期待。即便如此，研究者的眼光与研究对象依然有很大的同构和联动。像作者曾意识到知青文学中存在一种有限度的历史意识、谨慎的历史追问——“知青文学曾经使人感到，知青历史似非赖有‘悟’才得以陈述，无论所悟是浅是深。而发生在知青经历后的写作行为则是一种达到‘悟’、赋予所悟以形式的过程。”[81]“整个知青文学都力图追问历史而又不逾限度，纵然像是不可遏抑地急流直下，也会在临界处吃力地顿住。”[82]历史追问的欲言又止或浅尝辄止，其根由不全然要到历史经验中去寻求解答，还需在产生其书写实践的时代状况中去体会——“参与制约的，不只是因历练而得的政治经验，也有因历练而复杂化了的对‘中国问题’的理解”[83]。诉诸“悟”和“悟”的表达某种程度上正是知青文学书写和历史意识上的瓶颈——尤其当这种“悟”中“内倾性格”的成份愈来愈强，历史-社会理解的努力愈来愈稀释后。相应的，依靠于作品的力度、深度、表达形式而激发出来的批评文字也面临类似的瓶颈，批评与创作的趋同限制了将作品的历史呈现与历史本身往复对照、相互透视的能力，尤其是那种通过深入后者，站在独立的历史-现实-社会认识立场上去再要求作家、作品的意愿与视野。长此以往，作品批评也将如作品一样渐渐丧失历史-现实的方向感。当最后一代“新人”陷于失落与骄傲交织的回忆、怀旧中，诉诸领悟、智慧来应对人生挑战时，其成为历史主体的意志和作用似乎也就正在落幕中。
    赵园老师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表面看没有那么“系统”的面貌，似乎是一种以作品作家论为主干的、文体颇为自由的研究、批评，但通读下来，就能感觉到其间有贯穿的关注对象、连绵互文的连续主题、铺展递进的层次，它们搭配出一副潜在的“史”的整体面貌。从五四一代到知青文学，这些研究串联起来看，构成了一部以中国现代知识者反思性主体的历史沉浮和精神探求为骨架，以知识者表达方式（集中于小说）的探索、演变为脉络的现当代文学史和精神史。它追踪那些有强烈社会-历史责任感、自省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激荡中寻求精神独立、自主、解放的历史。这其中当然也包含着“走向革命”“走向人民”“走向土地”带来的巨大张力和挑战——正是不满足于自足的“我”之完成而面向更广阔社会的文化-精神创造和政治-社会实践带来自我的突破、矛盾与紧张、挣扎，乃至受难，这令重来的自我解放契机显得尤为珍贵、迫切，也尤为凝重。同时，“解放”的责任虽更多压在知识分子身上，却同时具有牵连、辐射广远的社会-历史意义。真正解放了自己的知识者才能去解放社会，且这种解放方是对社会真正有益的解放。知识分子的自我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它要经历怎样的认识-实践的形态与过程？为了促成这种解放，知识者应如何锻造自己的主体形态，寻求有力、丰富的表达，令主体能在充盈而健康的感受、思考中成长？对那一代“同道者”们经验的重审将促使我们去再度正视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今天来看，当年那种通过精神产品的中介去把握“心史”的书写之所以饱满、亲切，是依托了“新启蒙”时代寄希望于接续启蒙传统，铸造进步、解放的社会共同体的“共识”语境。因此，当年的研究不只对一个“专业”群体有意义，不单有知识生产上的意义，更有精神沟通的意义，有“群”的意义，有“动人”之力，有造就对中国之现代进程曲折有内在理解、反思的公共认识的意义，有重塑新价值（新人、新社会）的意义。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核心课题——知识者与革命关系的反思；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反省、重建；健全、有力的现代个人的想象；在现代民族、社会的集体建设中保持个性解放等——才是当年现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源头与对话对象。八十年代的研究普遍带着沟通现实、历史，从当下时代命题反观历史，又从历史中获得启发的明确意识。但这种往复参照的“同一性”随着之后改革共同体的分化，随着学术自律性、自主性的强化，慢慢地流失了。对于那种与时代贴得很紧的研究之利弊，其“深”与“浅”，赵园老师基于自己的体会有清醒的认识。她不愿意“美化”那种根基不深的研究，但又不无怀念当年充满热诚的研究中的勃勃生机。时至今日，“新文学”还能被视为一个仍在进行中的、未完成过程吗？作为研究者还能把自己视为“知识者”的后继，把再造理想的“知识者”作为一种使命，也作为一种命运承担起来吗？他们还有再度与社会、与“圈外”群体沟通的欲望、愿望（包括那些遭遇生存焦虑、价值危机的青年学生），以及为此培养相应的认知、批评与传达能力的自觉与热情吗？
    赵园老师的三十年自选集命名为“昔我往矣”，似乎传达出一种“逝者如斯”不可再现，但也毋须留恋的感慨与达观。对于新一代研究者，思往鉴来或许引人深思的将是“今我”怎样与颠簸摆动的时代现实持续保持张力，承受“时代之重”，在“为己之学”“成己之学”中锚定“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的分量。
    
    注释：
    [1] 据说，尹鸿、罗成琰、康林在《文学评论》1989年5期上发表的《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中首提“第三代”的说法：“第三代的基本成员，大都为‘文革’后首批招收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一个研究群体，他们引起学术界的普遍瞩目是其学位论文集中发表之时。”几位作者站在自认正在“崛起”的“第四代”研究、批评者立场对第三代研究的总体特征进行了系统总结、“批判”。或许是从“第三代”的命名出发，又有了对“第一代”（学科奠基人）“第二代”（文革前进入研究界）的追溯。这颇类似电影界“第五代”的命名衍生出对前四代和第六代（挑战者）的界定。今天回看，恰如电影界中“第五代”是真正划时代的一代，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第三代”也是阵容最整齐、影响最深远的。
    [2] 赵园老师在其评论钱理群老师的随笔中对“第三代学人”的说法有所回应：“曾有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第三代’的说法，已不大被人说起。发生在几十年间的种种变化，确也不宜于再做整体描述。曾被归为一‘代’者，渐由‘世代’中抽身而出，重新成为单个的人。”（赵园：《话说老钱》，《钱理群研究资料》，194页，昆明：云南出版集团，2022年）
    [3] 赵园：《地之子》，1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 赵园：《地之子》，194页。
    [5] 赵园：《地之子》，189页。
    [6] 赵园：《地之子》，188页。
    [7] 钱理群老师《心灵的探寻》的《后记》是对以自己为样本的一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回顾，其中有这样的说法：“50、60年代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又正处于新中国的开创者的老一代，与新时期中华腾飞的主力军年青一代之间，是本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中精神重负最为沉重的一代，历史限制了我们自身更充分的发挥，在我们身上，‘历史中间物’的特色显然是更为鲜明的。”（钱理群：《心灵的探寻》，356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8] 命名了“第三代”的那篇论文中曾总结：“第三代几乎都是从研究‘五四’新文学而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的，他们采取的又全是仰视的角度，即‘五四’新文学不仅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更是他们的崇仰对象，是他们思想与人格的重要的精神源泉。这一代人从‘五四’时期那高涨的献身于民族整体事业的启蒙与救亡热情，那近乎宗教一般虔诚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改造人生的文学观念 中获得了多少启迪与感奋！他们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真正知音和当代传人。”（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5期）
    [9] 赵园：《寻找入口》，《想象与叙述》，37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4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红之羽》，18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红之羽》，180页。
    [13]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4页。
    [14]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3页。此外，赵园老师在接受李庆西的访谈中也提到读研时的“宽松”环境：“一些体制化的安排，当时还没有成型，比如没有实行学分制，没有对于学位论文的规格上的要求。我们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这方面的环境相当宽松，有利于发展你所说的‘个性’。”（《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答<书城>李庆西问》，《世事苍茫》，24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5]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4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6] 赵园：《被光明俊伟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答<书城>李庆西问》，《世事苍茫》，246页。
    [17] 在《寻找入口》一文中，赵园老师曾讲：“尝试进入明清之际那段历史，我仍依着形成于文学研究中的习惯，一家一家地阅读文集。由文集入手也为便于‘读人’。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在我，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的兴趣，对士大夫—知识者的兴趣，对心态、精神现象的兴趣。明清之际吸引了我的，始终是人，是人物的生动性，和由他们共同构成的‘历史生活图景’的繁富色彩。即使面对‘事件’，吸引了我的也更是人。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是美好的事，即使对‘学术工作’无所助益。设若没有那些人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兴趣将这项研究坚持至今。也如同在文学研究中，我需要一种类似‘呼应’的感觉——区别于‘尚友’。”（《想象与叙述》，394页）
    [18]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除了力图‘回到现场’，还要有可能被文本本身所打动，被文字间的才华所吸引，即使那才华是星星点点地闪现的，并非烂若云锦。……在台湾版的《论小说十家》的后记中，我说，写作收入那本书的著篇时，我曾力图捕捉与传达阅读中的感受，尤其对文字的感受。文字印象本应属于阅读中最基本的印象；而传达那些印象的努力，将朦胧地感觉到的诉诸文字的努力，又推动了向‘作品世界’的深入。”（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想象与叙述》，333页）
    [19] 赵园：《思想·材料·文体》，《想象与叙述》，331-332页。
    [20] 赵园：《视野·境界及其他》，《想象与叙述》，352页。
    [21] 赵园：《转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属偶然，但也像命运——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问》，《世事苍茫》，310页。
    [22] 赵园：《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昔我往矣》，5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3] 《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中称“第三代具有着其他任何一代都缺乏的自觉而严厉的‘审己意识’”。（《文学评论》1989年5期）未必第三代学者均如此，但用来描述赵园老师等“同道者”还是恰当的。
    [24] 黄子平：《<艰难的选择>小引》，《远去的文学时代》，7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文字与1986年《艰难的选择》中所收略有出入。）
    [25]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3页。
    [26]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399页。
    [27] 王晓明：《更为艰难的选择》，《刺丛里的求索》，10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
    [28]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39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29]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2页。
    [30]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3页。
    [31]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399、400页。
    [32]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3-404页。
    [33] 赵园老师在《论小说十家》的《论余杂谈》中曾提到：“早已到了批评以苛刻的目光审视自身的时候。我们不妨承认，我们是那样软弱，经不住上述尺度的度量。不但如普遍意识到的那样缺乏审美素养，而且如普遍不意识的那样缺乏哲学兴趣与哲学思辨的训练。但这却不妨碍我们以讥讽的眼光打量那些活跃在批评坛上的年轻人，挑剔他们偶尔的粗疏，嘲笑他们的思辨热情。我由这些比我年轻的同伴们那里，看到的却正是被恢复着的批评的庄严性。”（《论小说十家》，400页）
    [34] 赵园老师曾在访谈中坦承：“我在一个长时期里，缺乏方法论方面的自觉。但有方法论方面的追求，是肯定的。我相信如果我的学术工作有一点所谓的‘贡献’的话，也应当在‘方法论’方面，只是我难以将这些理论化罢了。”（《世事苍茫》，247页）
    [35]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397页。
    [36]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5页。
    [37]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396-397页。
    [38] 王晓明老师在其关于《艰难的选择》的评论中也特别描述了“巨大的精神解冻的感觉”如何塑造了这一代研究者的表达与接受：“说起来，赵园这一代人也是幸运，在经历了长久的沉默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可以向公众吐露真情，可以把心中的呼号叫出声来：这是怎样令人激动的解放感，它自然首先攫住了赵园这一代人的全部灵魂。越是清楚地感觉到生活的急剧变动，开怀大叫的冲动就越强烈；越是自己还不敢或不惯于真率的时候，别人的真率就越能引起你的共鸣。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解冻的感觉，重新铸造了这一代人的表达和接受习惯。无论写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引喷胸中的郁积，无论读什么东西，都首先去注意它说了多少真话。”（王晓明：《更为艰难的选择》，《刺丛里的求索》，106页）
    [39] 赵园：《关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断想》（1986），《昔我往矣》，52页。
    [40]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2页。
    [41]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5页。
    [42] 赵园：《艰难的选择》，29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
    [43] 赵园：《艰难的选择》，368页。
    [44] 自称“第四代”的研究者曾批评“第三代”所持的仍是一种“泛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他们所关注的，是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内容，特别是它的各种意识形态成份；所强调的是作品内涵的现实性，即从本文抽象出来的思想内涵、意义、主题与社会历史、时代思潮的同一性和对应性。结果，他们真正的研究对象不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的文学而是文学中的社会历史，不是本文独特的文学性质而是本文一般的意识形态性质。现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爱情与婚姻问题，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问题，文化选择与批判问题……第三代最擅长的都是这样一些文学里的非文学课题。”而“第四代”的追求是要彻底“实现向文学本体的回归”。（尹鸿、罗成琰、康林：《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与面临挑战》，《文学评论》1989年5期）
    [45] 钱理群老师《心灵的探寻》一书的题词是“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批“同道者”的理想读者设定。
    [46] 赵园：《艰难的选择》，83页。
    [47] 赵园：《寻找入口》，《想象与叙述》，381页。
    [48] 作者曾分析过三十年代文学相比“五四”时期“平等感”的增强：“你能继续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发现朴素的人道主义。那不是‘楼上的冷眼’，较之西欧文学，更富于内在的‘平等感’，对象的命运中揉进了作者的自身命运。……‘五四’作家那种以‘先觉的知识者’的自我意识，拉开一段距离看劳动者的精神负累的态度、心理，在一部分作品里被‘同命运感’代替了。……一方面出于生活体验，一方面由于‘有意的引导’。作家们在创作中努力与对象‘摆平’，因而他们在面对这一对象时更严肃与郑重，笔下也更多悲剧与正剧，而较少另一种色彩——嘲讽。”（赵园：《艰难的选择》，145-146页）
    [49] 作者在谈到革命文学初期书写民众运动者形象的作品时，特别注意到：“这些作品中尽管也有知识者自我克服、自我完善的描写（比如在《田野的风》里），但那是作为世界的改造者的‘自我完善’。……大革命不但使知识者进一步发现了民众，也使他们进一步发现了自己。如果说‘五四’文学透露出知识者智慧的优越感，那么上述作品则显示着他们行动中的力量感。”（赵园：《艰难的选择》，146页）
    [50] 赵园：《艰难的选择》，115页。
    [51] 赵园：《艰难的选择》，368页。
    [52] 赵园：《艰难的选择》，83页。
    [53] 赵园：《艰难的选择》，348页。
    [54] 赵园：《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昔我往矣》，53页。
    [55] 赵园：《论余杂谈》，《论小说十家》，408页。
    [56] 赵园：《论小说十家》，164页。
    [57] 赵园：《论小说十家》，4页，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
    [58] 赵园：《论小说十家》，184页。
    [59] 赵园：《论小说十家》，135页。
    [60] 赵园：《论小说十家》，167页。
    [61] 赵园：《论小说十家》，166-167页。
    [62] 赵园：《论小说十家》，234页。
    [63] 赵园：《论小说十家》，201页。
    [64] 赵园：《论小说十家》，206页。
    [65] 赵园：《艰难的选择》，33页。
    [66] 赵园：《艰难的选择》，30页。
    [67] 赵园：《论小说十家》，178页。
    [68] 赵园：《论小说十家》，228页。
    [69] 赵园：《论小说十家》，231页。
    [70] 作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研究中越来越重视语言、笔调的塑造作用，尤其是对造成个性化、风格化的意义：“我发现不止一位‘文革’前即已开笔写作的中年作家，到新时期才以其风格而引人注目。这里所依赖的，自然有新时期普遍的‘文学的自觉’。我尤其注意到笔调。只消把某几位作者的近作与早期作品并读，你就会发现最突出的风格标记正在笔调。摆脱共用语言、脱出无个性无调性无风格可言的语言形式的过程，又是创作全面风格化的过程。寻找属于自己的笔调，牵连到一系列的文学选择：对象领域的，结构样式的，叙事形态的，等等，更不必说笔调中包含的审美态度以至人生态度。”（《北京：城与人》，81-82页）
    [71] 作者曾论及老舍在现代文学作家中如何较为警惕青年的偏激，造就稳健的“中年心态”：“‘五四’新文学的青春气象，其表征之一，即以青年（又指青年知识分子）为作品人物，为读者对象，向同时代的青年寻求感应、共鸣。……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新文学三十年的存在，极大地依赖于主要由进步青年构成的进步读书届。老舍当弄笔之初，也如当时的一班作者，是青年。但他却非但不追求这种感应，而且在其早期作品中对于青年中的激进倾向持挑剔态度……他的经验的细琐性质，那种新文学中的俗文学成分，那种过分讲求的文字趣味，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也很难指望热血沸腾的青年关注（他们往往没有此种心境），更不消说共鸣。“共鸣”也并非老舍所追求。较之其他同代作家，老舍的作品更像是一种‘中年的艺术’，其中更有‘中年心态’。那份从容、稳健（包括政治态度），独立于一时兴趣中心的不迎合的神情，都隐约可辨中年标记。”《北京：城与人》，42-43页。
    [72] 赵园：《北京：城与人》，348页。
    [73] 赵园：《北京：城与人》，47-48页。
    [74] 赵园：《地之子》，239页。
    [75] 赵园：《地之子》，108页。
    [76] 赵园：《地之子》，118-119页。
    [77] 赵园：《地之子》，230页。
    [78] 赵园：《地之子》，239页。
    [79] 赵园：《地之子》，212页。
    [80] 赵园：《地之子》，128页。
    [81] 赵园：《地之子》，225页。
    [82] 赵园：《地之子》，226页。
    [83] 赵园：《地之子》，226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