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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郁:北大的小院子与大世界

http://www.newdu.com 2024-01-04 解放日报  孙郁 参加讨论

    

丁帆先生有一本《先生素描》,介绍了南京大学的许多前辈,读起来颇有意味。让我想起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十多年前写的《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似乎可以做一下对读。前者有点峻急之气,后者则带着某些京派味道。大学风格不同,治学者的样式也会有差异,这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

温儒敏所写“五院”是北大中文系的办公地址,也叫静园五院。印象中那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里面有一座二层中式小楼,旁边是历史系和哲学系,院子显得很安静。它位于燕园深处,离未名湖还有一点距离。院子空间有点小,几棵矮小的花木点缀着空间,打开门来,外面是一片小果园,让人想起废名描写过的郊外风景。20世纪90年代我当记者时,经常到这里参加会议,后来回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与这个院子的联系更多了。因为工作所限,结识的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于“五院”深层的东西,自然不能有什么印象。

新文化运动与北大关系甚深,虽然此北大已经不是彼北大,但文脉多少还是可以感受到的。那时候严家炎、谢冕、洪子诚、孙玉石、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都在岗位上,校园学术氛围很浓。我们这些外面的人,看的是热闹,而置身于燕园的人,感受则是别样的。比如严家炎能够冷观自己的环境,警惕自我的迷失;钱理群是敢于批评学风的,语态也多少受到鲁迅影响;陈平原的文字则带一点胡适、知堂的某些趣味,公开主张在保持人间情怀的同时,不妨为学术而学术。温儒敏是我后来熟悉起来的,在王瑶的弟子中,他的行政能力最强,故要做一些与外界打交道的事,介入人事与学科建设的工作。

从温儒敏所记前辈的一些掌故和有趣的瞬间也可见“五院”的某些风度。比如林庚的诗人气质和为学的态度都很难得,因为懂得创作,学术文章很有文气。吴组缃是小说家,研究的是古代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能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来。陈贻焮、季镇淮都有古风,民国学者的味道是有的。王瑶有左翼文化的背景,加之曾在朱自清、闻一多的指导下研究过中古文学,知识谱系显得复杂。

一个好的院系,要看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传统,上海的钱谷融、南京的程千帆、北京的王瑶,都是有感染力的学者,他们的许多学生成了今天的学术中坚力量。经过风风雨雨,有些学校的传统资源断裂了,有的还带着旧时的遗风。北大中文系保留了老北大的许多遗产,像刘半农在1925年搞过语音乐律实验室(北大语言学实验室的前身),至今已有所壮大。刘半农本来是作家,后来专心于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讲起现代学术史,他的名字也是不能绕过的。

老一代学者的一丝不苟总被后人提及,《书香五院:北大中文系叙录》介绍季镇淮,说某年其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他投了反对票,结果学生未能按时毕业,这在今天是少见的。温儒敏回忆,自己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评委之一是吴组缃,吴开口就将论文题目否定了,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据说王瑶对自己的研究生也有过不客气的时候,前辈如此对待学生的论文,说明其内心对于学术的敬重。20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见过王瑶,先生叼着烟斗,眼睛亮亮的,诙谐中藏着庄重。他的一些个性也传给了后来的学者。谢冕说严家炎对学生“严上加严”,这很形象,其他人如孙玉石也是严师,对学生也不迁就。温儒敏也是这样,有一次参加他学生的论文答辩,外来的老师都说得客气,也欣赏论文的好处,他却流露出不满,对自己的学生批评得厉害,以致让人下不来台。这样苛刻的要求,在我看来是过了。然而,想一想,也是中文系多年形成的一种风气吧。

老北大的传统有一种厚重感和济世的态度,但许多人都觉得现在弱化了。所以不得不重提五四精神和“文气”。温儒敏在《中文系应当讲求“文气”》一文中呼吁鲁迅式治学精神的回归,乃忧患感的外露。当代文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知识代替了生命感受。温儒敏从自身和他人那里都感到了与前辈的差异,同代师友中唯赵园、陈平原有文章家的气质,大多数是以写论文体为主的。所以他后来在主持编辑中学语文教材时,就考虑如何提高语感的灵敏度。这也许是借鉴了前辈学者的思路,叶圣陶、张中行就有文章家的宽度,他们自己的写作经验和阅读经验影响了教材的编选。五四运动以后,语文如何教一直存在争论,张中行在《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等书中探索过相关问题。我觉得张中行的高明处是不单纯从工具层面考量语文内涵,而是带着哲学思维和古代文章学的思路,他是真正懂得老北大文脉的人。

前人早就说过,现代文学研究者如果自闭在自己的学科里,是会有局限的。丁帆与温儒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里都会跨学科思考一点问题,也就能够说出本院系深藏的东西来。记得我刚到人民大学工作时,温儒敏提醒我,不要只盯在自己的专业、中文系的学科建设中,如果古代文学、古文献和古汉语不发展,气象总是不行的。后来我体味到,这一提醒是对的。中文教育里,古文是基础性的,好的学者与作家都敏感于古今之文的差异。至于古文训练如何而为,路径大约是不同的。中文系要在拓展空间的同时深化母语的领悟力和表达力。当然,这些说说容易,做起来的确很难。

“五院”古色古香,秋天的样子很是好看。有一年深秋,我去那里看一位朋友,落叶从外面飘落,凉意也随之而至,恍然间感到,这是个记忆纷纷而来又纷纷而去的地方。记得有人于此还写过一些感伤的句子。现在中文系已经离开了那里,搬到了较阔气的地方。新生们大抵不知道“五院”曾有的空间,但在老一代人的回忆文章里,那狭窄的楼道通着一个大的世界。去年,北大新成立了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洪子诚有一个发言,谈到研究所的前身“文化研究中心”当年诞生时的情形。忽记得那是20世纪末,那一次我也在场,听了众人不少高见。

洪子诚回忆道:“记得‘研究中心’成立在1999年7月,在中文系所在地的静园五院,楼上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场面远不如现在宏大隆重,气氛却相当热烈。记得当时与会的除主角陈平原外,有北大中文系的乐黛云、谢冕、严家炎、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高远东,哲学系的胡军,历史系的欧阳哲生,艺术系的朱青生;有社科院文学所的杨义、赵园,北师大的王富仁,清华中文系的徐葆耕……二十几年过去了,王富仁、徐葆耕教授已经离世,而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等老师也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今天的会议……岁月的这些有情也无情的变化,让人感叹。”

洪子诚的只言片语不无沧桑感。时光深处的“五院”亮着众人记忆里的灯,那是读书人生命的光,闪动着有词与无词的言语。欣慰的是许多老人现在还在,像洪子诚、谢冕、钱理群等人依然活跃,文章越老越有风采,没有过去士大夫的那些暮气。北大最可贵的地方,是有一批拒绝自恋、具有忧患感和责任感的师生。虽然也存在盲点,有时不尽如人意,但不凡之径总还是能够看到的。只要那些熟悉的路标还在,记忆还在,后来的人便会知道自己该去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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