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近几年，我离开车马喧阗的北京城，结庐于永定河南岸的林野间。每当夜深梦回，偶尔恍忆年少光景，拜入乐黛云先生之门一事，便会蓦然跳出，在暗夜中亮烁，使我再也不能成寐。
    
    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
    我1986年报考硕士研究生，一开始就颇嫌乖理：一个读中文的，偏去报北大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世界文学专业；一个学英语的，偏去选俄苏文学研究方向。这其实当然并非心血来潮。在开眼看世界的青葱岁月，俄苏文学的魅力无穷着实令我欲罢不能。季羡林先生曾在我请教时说：西方文学，例如法国文学，像原上溪流，清浅可喜；俄罗斯文学则如山间黑潭，水面时或飘浮芜杂之物，但却深不可测。此话最入我心。还有，斯大林时代的人与事引起我心灵久久震荡，我渴望通过文学来理解那个神秘的国度，进而反身索解我自己所处的与那片广袤土地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北大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由西语系、英语系、东语系和俄语系组成，当时尚在草创。那年的世界文学专业招生，由俄语系李老师主管，由西语系王老师协理，由西语系办公室姜主任负责报名、发放准考证等事宜。报名不久，准考证就下来了。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物件，和我选择的那个俄苏文学研究方向，成了两道魔咒，给我那一时段的生涯平添了跌宕和怪诞。
    考试第一天下午，仗着住在校内，我掐着时间点儿来到考场所在的图书馆。将到地儿，我就着了慌：图书馆门口怎么没有了上午考生入场时的熙攘，而是空荡荡呢？狐疑着踏上台阶，两个守门者果然把我拦截，说是两点开考，现在已到两点半，不准入场。我立即出示准考证，那上面不是明明白白标着两点半吗？争执许久无果。紧要时刻，馆内走出的一位老师看过准考证，催我赶紧入内。我急忙忙奔向二楼考场，梦游一般做完了那张综合卷。那年不考政治课，四门课程两天就完。考试一结束，我就到研究生院所在的北大才斋向林副院长、招办李主任分别陈情，陈情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读书机会。我说：如果我今年考得比较好，或者考得很不好，就作罢；如果我的成绩离分数线就只差一点儿，请把准考证错标考试时间的因素考虑进去。林副院长端详着准考证说：荒唐，这姜某某简直拿考生的前途当儿戏！李主任看过准考证说：“情况属实，可以考虑。
    
    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
    幸而，笔试成绩出来，在四十余位考生中，我名列前茅；面试成绩也出来了，我的名次依然在前。那年世界文学专业招收十人，我笃定自己上榜无疑。等呀等，结果却是：一位分数靠后的女生被俄苏文学研究方向录取，我则名落女生。到此，按古人的斯文表达，我就算春闱报罢。多少期待，转头成空。带着满腔疑惑，也带着游丝一般的奢望，我数次撞进俄语系李老师的家门,也撞进他的办公室。
    李老师向我解释：据西语系姜主任说，你在考前向她咨询期间，试图套取她手中掌管的考题；而且她发现你在答卷上做有特殊记号，有向判卷老师作出暗示的嫌疑。本来精神十分紧张的我，霎时被这黑色幽默整乐。我不无唐突地说：这样的说辞也值得采信？我向他强调了准考证被错标时间之事，并言明考后已向研究生院陈情。他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你在考试中存在一些政治问题。那时虽已改革开放，我也拈得出此话的份量。我不明白：那张专业考卷上的大题，是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的形象，论述肖洛霍夫所著《一个人的遭遇》，会存在什么政治问题？他具体地提出：在面试中，你崇尚现代派，看法肤浅；你否定苏联文学不应该，美国当代除了海明威还有谁，而苏联有艾特马托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等等世界性的作家；你对高尔基的《母亲》评论不当；你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谈得也不当。等等。我表示：我虽然比较欣赏现代派，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苏联文学，否则我报考俄苏文学研究方向干吗？
    那一日，在李老师家狭窄的门厅里，我恳求他宽谅，恳求他赐给我上学的机会。他虽然始终保持着亲切、理性、平和的学者风度，却绝不吐口。他主动道及：今年录取的那位女生来自边疆，假如落榜，就得回去；你在学校已经有了安稳工作，不上研究生也无妨嘛。他还好整以暇地与我论起了学问，说：曹靖华、季羡林、金克木等先生多了不起，能写论文，能搞翻译，还能创作优美的散文，真令人敬佩，真值得学习，你说是不是？
    世界文学专业那年参与招生的导师共有八位。除俄语系李老师外，其他导师我也基本都联系到了。我如祥林嫂一般，反复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春天故事，希图觅到调剂的缝隙，为自己寻得一线可能的生机。他们中，有的满是同情，但无能为力；有的事不关己，态度淡漠；有的避之唯恐不及，只怕麻烦上身，少有人肯出面为一个学子的学业无辜夭折而说句公道话，调剂的事就更无从谈起。我深知此事之难，因而不敢多有责怨。俄语系岳老师是八导师之一，曾与李老师一起给我们讲授过“俄苏文学史”，西蒙诺夫那首《等着我吧》，被他朗诵得荡气回肠，他那有顿有挫的“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曾深深感染着年少的我。他知悉我的遭遇，为我叹惋，给了我不少体贴，使我终生铭感。我也见到了西语系王老师。我读过她的文章，也读过她的先生陈老师轰动一时的论著《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听过陈老师在北大大阶梯教室那人潮汹涌的讲演，对他们深怀敬意。她家住北大蔚秀园一座公寓的一楼，阳台外是一个袖珍花园，由疏疏落落的篱笆围着。那天，她蹲在疏篱内，挥动小铲，一下一下掘着松软的泥土；我站于疏篱外，一面望着她优雅地耕耘自己的园地，一面讲述自己正在经历的不可思议。她也负责世界文学专业的招生，显然对我下第的内情并不陌生，只是不知准考证错标时间的细节。她听我说毕，停住了握铲的手，抬起了花白的头，和蔼地安慰我，细声地鼓励我，要我能经得起挫折，人生的路毕竟还长着呢。我感念她的坦荡，她的坦荡使我明白无误：无论如何，事情已经决定，决定了的事情绝对无法更动，我的一切挣扎都不过是白费。
    
    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
    走过寂寞备考的冬天，走过梦幻泡影的春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夏花绚烂的季节。我寓居的北大备斋坐落在未名湖西北角上，推开二层朝东那扇全楼最大的红木镶边玻璃窗，辽阔的湖面就倏然在前。往昔，怀着闲情诗韵的人们，总是洒洒落落点缀着湖畔；我则每每立于窗前，边欣赏湖上的旖旎，边阅读着各样流连光景的人们。可是那年，湖冰是何时消融，岸柳是何时由嫩黄变为浓得化不开的油绿，柳下一片接着一片的二月兰是何时开了又谢，都被我不经意中辜负，何等可惜！是的，路正长，我应该放下生命中一些免不掉的遗憾，放下被动体验到的人性的多面，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生活中的光明。如果还想走学术道路，明年，外语系是不必再碰了，还是规规矩矩回归中文系好了。
    我自然就想到了北大中文系乐黛云先生，想到了在她引领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比较文学研究。1980年春夏之际，乐先生作为王瑶先生的助手，带着王门研究生钱理群、赵园和吴福辉等老师在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实习。乐先生讲授的是茅盾二十年代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她鲜明若春水的眼神，她富有节奏的挚醇的充满激情的声音，还有她那条火焰一样跳耀的猩红围巾，都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我拜读过她的作品，也在校园花木扶疏的小径上与她偶遇。在我心中，乐先生固然并不算陌生；而渺如沧海之一粟的我，何曾有一日在乐先生的视野之内？
    
    乐黛云先生于未名湖前
    我不约而至，轻叩乐先生在北大中关园的家门，怀着忐忑。开门的是汤一介先生。汤先生扭头轻唤：“乐黛云同志，你的学生找你。”乐先生应声而出，笑盈盈将擅入的陌生失路者引入向阳的里屋。这是二老的卧室，挨窗放着一张书桌，桌上堆着书和稿纸。我踖踧而坐，开始了早已生倦的叙事，最后才嗫嚅道出，明年想考乐先生的研究生。乐先生听罢而快言：你今年的考试成绩不错，英语成绩也还好，明年能否考取难说，我到研究生院试试，看今年是否还有机会，三天后你等信儿。这尘世难道真存在起死回生？那时，研究生招生工作已毕；我报考的也不是乐先生所在的中文系；而且乐先生的招生名额已满呀！我兴奋而惘然，凝视着那生动的笑颜，还有那鲜明若春水的笑眼。
    第三天上午，我一早赶到办公室，把那台老旧的电话机朝自己尽量拉近。铃声响起，我立即接住，是研究生院的张处长。她说：经研究，我们决定补录你为今年的硕士研究生，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世界文学专业转到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专业；我们想进行一项培养研究生的改革实验：你边工作，边学习，等学分拿够、论文答辩通过，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证书，但没有学历文凭，你愿意吗？“我愿意！”我应声而答。刚放下话筒，铃声再次响起，乐先生爽朗带笑说：“这回很幸运，珍惜机会吧！”孺子落井，就要死透，忽遇怀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的仁者，终于得救。即使天语，如何能道出那一刻我心中不可言传、甚至也不可意会的万千感受？燕园地底涌动着一道清泉，这清泉不知源自何处，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北大德斋门前游出地面，形成一脉溪流，向东南蜿蜒，汇聚成海洋一般的未名湖。那天，我放下乐先生的电话，沿着那脉清澈见底的溪流，嗅着夹岸花草沁出的芳菲，望着在湖之洲的移自圆明园的明黄翻尾石鱼，望着辽阔的绿波，朝高矗的博雅塔方向行去。
    
    作者供图，摄于2019年2月3日
    多年以后，我读到乐先生所撰《噩梦中的噩梦：儿女求学之路》。此文记叙的是：1977年，乐先生的女儿汤丹、儿子汤双参加了新时期首次高考，汤丹报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汤双报的是北京大学；紧接着，汤双还报了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所的硕士研究生。姐弟俩分别跨过了这三个单位的录取分数线，正待雄飞高举，却因汤先生在接受政治审查而折翅。第二年，姐弟俩卷土再来，汤丹报北京大学分校，汤双报浙江大学，又陷绝境。为了乞得北大校方一纸“孩子父亲的问题已作结论，不影响孩子录取”的证明，乐先生说：“我连夜行动，到处磕头，到处碰壁，不得要领。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有个魔鬼要我出卖灵魂来换取对两个孩子的公平待遇，我可能也会同意。”乐先生找北大招办尹主任十余次不见踪影，最后在吃饭时将其堵在家门。乐先生说：“当时也顾不得礼貌，径直走到他的饭桌前，声泪俱下！他貌似和善地安抚我，说明天就到党委去帮我开证明。”但这份交到北京市招办的密封文件上，写的却是：“父母问题虽不影响子女上学，但为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建议不要录取北大！”这无的放矢、贻害无穷的密件，使乐先生那“贵州边民的野蛮斗志又复活了”。她将诉状辗转呈递负责文教的副总理方毅，终于绝处逢生，方毅批示：“建议录取在中国科技大学。”汤双拿到中科大的录取通知书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汤丹也是这年年底才得入学。文章结尾，乐先生说：儿女求学的噩梦，一想起就心有余悸。她由此联想到那些因所谓政治问题而“被挡在高等教育门外，剥夺了梦想的优秀青年，心里更是为他们遗憾万端”。读罢这篇惊心动魄的文字，我深深理解了，乐先生何以在一位陌生学子落难时，会毅然出手相救。
    多年以后，我的大学同窗王友琴讲起她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往事。她1969年和十四岁的妹妹作为知识青年到云南边疆砍伐森林，种植橡胶树；1977年参加高考，在云南排名文科第一，因父母的莫须有问题而落第；1979年再考，在全国排名文科第一，因父母已获平反而进入北大中文系。在课堂上，她面对乐先生的关切，诉说了自己的家世和升学的曲折。乐先生随后找到北大校领导，建议让她跳级。校领导说，这没有先例。乐先生说：79级文科状元也只有这一个，没有先例，就从她开一个。很快，她接到校方通知：补全课业，允许跳级。结果，在上大学第三个年头，她提前毕业，考到严家炎教授门下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2022年11月17日，她在给乐先生的信中说：“那时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还相当压抑。您经历过种种苦难，……给一个不相关的学生打抱不平，您表现了那个时代几乎难以看到的侠义风采。几十年时光过去了，我记着这件事。因为您不但帮助我早一年毕业，而且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深深感谢您！”为年轻人的前途毅然挺身而出，这在乐先生早已是化为灵魂深处的信仰。受惠于乐先生这信仰的，又岂止王友琴，又岂止我呢？
    
    作者供图，摄于2023年5月9日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的人生又演绎出诸多离奇。最终在长辈们庇护下，我获得了久已向往的研究席位，也获得了一段时光的内心稳静。数十年来，我虽然碌碌无成，能力菲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毅然挺身而出，这条乐门家法，我始终谨守不渝。而今，已是“日忽忽其将暮”的我，面对鲐背之年的乐先生，唯一可以勉强告慰的，就是这了。
    2008年，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中文系编纂了一部《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这部书留下了千百系友青春的踪迹，也是一部特殊的现代学术史。淡黄封面上，套印着古色斑斓的凤凰图案；封底是中文系五院门墙景观，香藤异蔓，花团锦簇，说不尽的典雅风流，好似科举时代的折叠金榜。编纂者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知道你在系里上过研究生，拿过硕士学位，但学校档案馆、研究生院和中文系研究生教务办，就是查不到你被录取的记录。流光逝去廿二载，《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出来，在“硕士研究生名录·1986级”那一栏，再一次，我榜上无名。
    然而，真真切切，我曾经得到过上苍的垂怜和眷顾，沐浴着人性的光辉，迈出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时在1986！
    （作者简介：王达敏，1961年生于河南省邓县。197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在洪子诚、乐黛云和孙静三位先生指导下读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清代和近代的文学史、桐城派。撰有《姚鼐与乾嘉学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桐城派》《何处是归处：从〈红楼梦〉看曹雪芹对生命家园的探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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