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认知与实践：当代西方族性研究的三种路径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38 《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 张先清 段云兰 参加讨论
摘 要：当代西方学界在族性研究方面存在认同、认知与实践三种路径,它们相互影响并不断衍生为新的理论体系。族群认同理论关注族性的生成机制,为族群意识产生的宏观社会学分析提供便利;“认知转向”批判族群认同理论的群体性和同质性倾向,以全新的族性概念开拓微观研究视域;实践视角注重权力关系讨论,试图以“整体观”描述社会场域中族性的变迁规律。族性是一个社会分类的工具性概念,鉴于中西方社会结构方面存在“关系化”与“类别化”逻辑的差异,应在本土经验上发展适应中国性质的族群研究相关概念和理论,促进族群理论的“中国化”。 关键词：族性; 族群理论; 多元视角; 基金：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洋民俗文化遗产资源调查与研究”(13&ZD143);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主招标课题(2018jd035); 厦门大学研究生田野调查基金课题(2016GF012)的阶段性成果; “ethnicity”(族性)1一词,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号称“文化大熔炉”的美国,由格拉泽和莫尼汉将其定义为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21970年代族性及其相关理论在欧美日渐引起重视,成为西方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经典话题。国内族性及其相关研究自2000年以后呈现迅速增长趋势,从“族群认同”一词在现有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及关注点来看,当前我国学者主要侧重的是族群认同理论的探讨。3实际上,西方的族性研究除了族群认同视角外,还包括自1980年代兴起的认知视角和实践视角,族性理论应体现为此三者的有机结合,不可偏颇。本文拟对西方族性研究的上述三种理论脉络演变展开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对推进族群理论“中国化”的学理价值。 一、认同理论与族性建构 一般认为,族性研究的方法,源自西方早期殖民研究中的部落和文化观察,从“tribe”到“ethnicity”这一概念工具的转变,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从客观文化论到主观认同论的转换。4“认同”(identity)一词意为同一性。每个人有着不同的角色和身份,人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并以他人的反应来建构自我认同。5“族群认同”概念来自“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或社会范畴化(social-categorization),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认同感,进而表现出对内群的偏好和对外群的偏见。建立认同感的基本原则是分类、比较和区分,因而“认同”概念强调内群成员的相似性及与外群的差异性。6根据这些观念,族群被认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族性的本质为族群成员的主观认同意识。 族群是主观上的分类,不能由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这一观点较早由埃蒙德·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提出。利奇认为人群分野及其身份转变的关键,不在于文化上的清晰边界,而是主观“理念式的”。7利奇的这种观念,对于自1920年代以来受涂尔干学派影响以“社会”“文化”“部落”等集体性分析概念为主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颠覆。利奇发现了族群分类的主观性,但是,他并没有证明人们在主观上是如何定义族群的,而迈克尔·莫尔曼(Michael Moerman)就作出了大胆尝试。通过对泰国北部泐人(Lue)8的田野调查,莫尔曼认为“Lue”的定义具有主观认同性,而且族性是可变的。具体而言,一个人之所以是“Lue”,是因为他相信、称呼自己为“Lue”,并以行动证明所属群体的特征。9莫尔曼对族群标签的精确定义,克服了传统上以文化单位定义人群的模糊性,启发人们建立族群实体的主观分类标准。这也意味着对族群的研究,可以从文化要素的描述,延展到分析人群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方面,于是一些新的族群理论应运而生,例如巴斯(Fredrik Barth)的著名边界论。巴斯将族群成员的归属和认同作为基本前提,认为族群的延续是依靠具有归属与排外特征的边界的维持,进而主张社会组织层面的族群认同策略和族群关系分析,包括资源竞争、社会分层、歧视、文化变迁等。10这一主张为族群研究开拓了一片广阔的社会分析视域,由此引发人类学、社会学界对族群认同产生机制的广泛讨论,并出现了“原生论”与“建构论”之争。 作为原生论者,格尔茨对族性的论述,是建立在希尔斯基于亲属团体和血缘纽带提出的“原生依附”概念之上。11在解释新兴国家中出现的两种认同形式时,格尔茨发现有一种持久的原生情感,与新兴的公民情感之间产生冲突。这种原生情感来源于血缘、地缘、宗教、语言、习俗等的一致性,对群体的内聚具有不可言喻的强制力。12易言之,族性是共同的血缘、地域、语言、习俗等因素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产生情感认同的结果。这一论述,在社会生物学家那里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在社会生物学家范·登伯格看来,族性是基于裙带关系的生物生存本能,族群是亲属关系的延伸,是一种本质化的自然群体。13不可否认,族群对成员的吸纳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于生物遗传基础之上,但它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因地缘因素加以补充。故而在乔纳森·弗里德曼看来,族群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单位,更像一个社会成员的“聚集”。14上述原生论者笼统地将共同的血缘、地缘、文化等作为族群象征符号,并未解释在特定环境下每一种符号如何体现共性,也无法分析社会互动的效用,建构论则弥补了这一缺陷。 在“建构论”者看来,族性体现的归属和认同是社会建构的,因而族性被具体化地解释为个体在不同情境下的身份选择(又称“情境论”),或是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又称“工具论”)15。遵循这一学术路径的学者如盖尔纳、安德森、布拉克特·威廉姆斯(Brackette Williams)、安东尼·史密斯等,他们将族群研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竞争,甚或与工业化、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等议题结合起来。如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发现,近代工业社会要求“文化需借助国家力量来构建政治的屋顶”,即文化与国家、政治的紧密联系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力。16同样,安德森通过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建构过程的分析,提出“nation”为一种主观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多样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民族意识的来源。17布拉克特·威廉姆斯也持有类似观点,他指出族群的标签及认同是由国家及相关意识形态在各种民族主义项目中制造出来的。18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族性复兴现象,安东尼·史密斯对上述“现代论”进行了批判,指出民族主义的复兴与作为遗产的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等对族群的联结作用分不开,重新强调了历史与文化符号的重要性。19概而观之,在建构论的理念下,西方学界围绕族性的分析视域大致形成了如下三种路径。一是族性与社会分层、歧视的关系,尤其是内部殖民主义、劳动力分层和族群动员。二是族性的文化分析,比如家族制度、宗教因素等对族群认同的作用。三是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族性和政治之间的联系。20可见,“原生论”与“建构论”所关注的是族群的不同面相,其争论焦点可概括为,族群是“天然”的,还是“建构”的?当然,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境下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一些学者试图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找到一个综合的解释框架。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很早就以一种“整体观”来论述族群,他在探讨族群意识产生的问题时始终顾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来自“共同的政治记忆、古老迷信的持久约束,亲属等群体的巩固,以及语言、宗教信仰、习俗产生的”共同情感,其二是“经济与社会结构、内部权力结构的差异”等社会因素。21在继承韦伯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纳格尔·乔恩(Nagel Joane)等学者尝试着发展解释族性的综合性框架。前者将族性看作与食欲相同的人类本性的特殊面向,因为原生情感是人类建立群体联系的心理需要,而工具论、情境论等是借助社会的方式来解释族性行为,两者可归于“人类本性”这一概念;22后者则将“认同”和“文化”看成族性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认为族性是个人认同和群体组织的动态过程,包含族群本身的行动和外部社会的建构。23这些试图建立综合性框架的观点,由于受到认同理论的束缚,并未呈现对复杂族群现象的预期解释力。 由此可见,在族群认同理论的框架下,族性被看作一种群体内部共同存在的意识。无论是“原生论”者还是“建构论”者,讨论族性来源均离不开“认同”的“集体性”这一理论预设。然而,一些批判意见指出,族群认同理论对族性在群体成员内部是均等化、同质化的假定,忽视了个体差异。正如尼科·基尔斯特拉所说,某一地区的居民内部不一定有对族群的共同意识,其群体性可能是“民族志作者和读者对远方人的想象”。24尤其在认知人类学和实践论的启发下,人们意识到族性不是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类个性的某种基本事实或存在状态,它是非实在的,明显具有社会建构的特性。这为认识族性本质提供了微观视角,从而促发了族性研究的“认知转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