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与一体化：欧盟国家民族分离运动发展的趋势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7:11:06 《区域与全球发展》(京 尹建龙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部分欧盟国家面临民族主义的冲击，民族主义与区域分离力量相结合，形成影响力较大的民族分离运动。由于这些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政治留下的历史隐患、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差异的对抗、现实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欧洲多层治理模式的冲击，促进了民族分离运动力量发展壮大，使主权国家面临解体的危险。但这些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者普遍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表明了在独立后加入欧盟或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的主张，给坚持不介入成员国内部政治纷争的欧盟提出了新挑战。 关 键 词：民族分离/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弗拉芒 项目基金：本文是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安徽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建设成果，受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社会福利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项目号：16ZDA141)资助。 作者简介：尹建龙，安徽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欧洲政治与外交、中外关系史等。合肥 230601 冷战结束后，作为民族主义变种的民族分离主义影响力迅速放大，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现象。据统计，从1990到2007年间，民族分离主义催生了25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新国家，造成了世界版图的重大改变。①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同属欧盟成员国的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内部都存在力量强大的民族分离势力，使其面临国家解体的危机。②在这三个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民族分离主义政党力量壮大，通过挑动民族独立情绪赢得选举、掌握地方政府领导权，进而频频提出“独立公投”的议题和主张，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或迫使中央政府让渡更多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或时刻准备另起炉灶独立建国，但这些民族分离主义政党普遍主张在独立后保留在欧盟内部或重新加入欧盟，从而使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出现了不同维度上的“碎片化”(成员国层面)和“一体化”(欧盟层面)并存的局面，值得予以关注。 一、欧盟深受民族分离主义影响 民族分离运动是发生在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种政治诉求，是集聚和生活在特定地域上的民族将其政治诉求与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进而实现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完全一致的民族主义理念的特殊表现。民族分离运动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人民主权理论和由此衍生的民族自决权为理论基础，以民族为单位进行政治动员，以维护民族文化、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为号召，对民众进行宣传和动员，从而形成具有破坏性影响力的社会运动。③ 从某种程度上看，民族分离主义通过肢解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最终结束了冷战，展示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郝时远将民族分离主义视作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④，恰如其分。但受民族分离运动影响的国家，不仅局限于第三世界和苏联、东欧、巴尔干等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部分经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例如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北美洲的加拿大等国家内部也存在力量强大的民族分离力量，并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对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造成重大挑战。 就欧盟而言，从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到现在已经超过60周年，欧洲各国在和解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政治一体化，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欧盟，但在部分成员国如英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却存在力量强大的民族分离势力，使其面临国家分裂的危机。但有一点为学界忽视，即作为欧盟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成员国，英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三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者都提出了在实现独立后仍然要留在欧盟或重新加入欧盟的强烈诉求。本文标题中的“碎片化”主要是指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各民族国家在民族分离运动冲击下有解体的趋势，可能会碎裂成领土、人口规模更小的主权实体；“一体化”则是指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即使部分欧盟成员国解体，形成新的政治实体，也会加入欧盟，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样，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民族分离运动，一方面试图瓦解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支持并推动欧洲一体化，这看似互相矛盾的政治诉求，却是欧盟成员国民族分离运动发展的两个维度。 近几年，随着苏格兰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苏格兰在2014年、加泰罗尼亚在2014年和2017年)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纷争，学术界对民族国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双重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考察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民族分离运动关于如何处理与所在国和欧洲联盟关系的主张，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两个发展趋势的认识。⑤ 二、民族分离运动发展壮大的原因 作为经济社会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西班牙，比利时和英国三国民族分离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因素，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民粹主义兴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一)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政治留下历史隐患 现代化理论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但民族和民族国家并非天然存在的，是近代的“人类发明”，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 territorial state)是息息相关的，“是国家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⑥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留下的历史隐患，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被重新“挖掘”出来，大肆宣扬，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借以制造民族对立情绪、达到民族分离目的的工具。 西班牙、比利时和英国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按照“一族一国”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根据田德文研究员的看法，包括这三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都是按照权力政治的“现实逻辑”，在帝国的废墟上通过权力角逐乃至武装斗争实现的。⑦这种建国历程必然留下历史隐患。 例如，比利时王国的“创造”完全是近现代欧洲大国不断角力博弈的结果。在中世纪以来，弗兰德斯等地占据了欧洲十字路口的重要战略位置，加上工商业和金融业发达，让欧洲列强垂涎已久，对弗兰德斯支配权的争夺曾引发了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16世纪法国王室与哈布斯堡王室大陆争霸战争的焦点也是这里。在历史上比利时这块区域先后受到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法国、荷兰的占领和统治，最终成为欧洲战略平衡的关键砝码，成为不允许任何一方占有的“战略缓冲区”，为此在1830年将法国势力圈的北端和荷兰势力圈的南端撮合组成了新的国家，并由周边的大国保障其独立和中立。⑧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说法语的瓦隆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德语居民被人为地捏合在一起形成了比利时王国。就如同国名“比利时”(Belgium)这个单词既不是地理名词，也不是民族称呼，而是人造单词一样，比利时也是一个“被国际文件制造出来的国家”⑨，一切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都无法解释比利时面临的问题。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都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借道进攻法国本土，由此可见比利时作为大国战略缓冲区的重要性。因此，比利时自建国以来，当中立国逃避大国纷争一直是荷兰语和法语居民的共同心愿，也成为维系比利时国家统一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二战结束后，建立在法国和德国和解基础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消除了比利时的外部安全威胁，此前被共同安全需要所掩盖的语言冲突、民族冲突等历史隐患逐渐浮出水面，形成了今天比利时按语言划分行政区、政党，民族分离运动力量强大的现状。 与英国、法国等欧洲传统强国相比，西班牙国家的形成相对较晚且曲折复杂，留下的历史恩怨也相对较多，为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历史记忆的土壤。 1978年的西班牙宪法承认了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历史民族”(nacionalidades historicas)地位，也意味着对“西班牙民族”概念的间接否定。早在中世纪，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就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即便后来他们通过联姻或联合的方式被纳入到以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为核心的西班牙国家后，仍然长期保留了相对独立的自治权。如从13世纪起，巴斯克地区在“福埃罗斯制”的“特惠”制度下，享有贸易、税收及军事方面的自主权和特权，形成高度自治的局面；⑩在1469年，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通过王朝联姻的方式实现统一后，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作为西班牙王国之下相对独立、享受高度自治权的政治实体，保留了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法律、财政、货币和经济。(11)但是由于西班牙的内部纷争，1714年后西班牙波旁王朝军队攻陷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城，取消自治权，严厉压制当地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统；1876年后又取消了巴斯克地区的大部分自治权。1939年佛朗哥军事独裁政权建立后，严厉推行所谓的“卡斯蒂利亚化”运动(也有人翻译为西班牙化)，残酷镇压两地的反抗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卡斯蒂利亚人主导的西班牙政府无视其建国历史、取消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传统自治权利的做法，特别是1939-1975年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对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严重摧残，必然激起这些地区以“民族自决”名义进行的反抗，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激起民族情绪的催化剂。例如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克斯小镇格尔尼卡(Guernica)于1937年4月26日遭到佛朗哥叛军的空袭，整个城市被高爆炸药和燃烧弹摧毁，作为巴斯克人的大画家毕加索将悲愤倾注在《格尔尼卡》这幅世界名画上。(12)世界记住了这幅名画，也就记住了巴斯克人所遭受的迫害。 同样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无数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加泰罗尼亚优秀儿女血洒疆场。1939年1月巴塞罗那陷落后，佛朗哥独裁政权以“煽动军事叛乱罪”的罪名枪杀了大量政治、工会领导人及知识分子，在二战爆发后，又借助纳粹德国的力量，将流亡法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Generalitat)主席贡巴尼斯(Lluís Companys)逮捕回巴塞罗那杀害。(13)佛朗哥独裁统治结束后，贡巴尼斯作为西班牙内战烈士和加泰罗尼亚不屈精神的代表，逐渐被符号化，成为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象征，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体育馆和加泰罗尼亚许多城镇的主干道都以贡巴尼斯命名。又例如1714年9月11日法国与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军队攻陷巴塞罗那的事件，成为加泰罗尼亚人心头无法磨灭的历史记忆，现在每年的9月11日是法定的“加泰罗尼亚民族日”，并且加泰罗尼亚***政府不顾一切反对，执意要在巴塞罗那陷落300周年的2014年9月11日加举行独立公投，都凸显了历史记忆对于当代民族分离心理的重要哺育作用。(14)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虽然在当时是“双赢”的合作，但也埋下了历史隐患。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合并与1997年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都是“权力政治的现实逻辑”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正如陈晓律教授指出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是一种“合伙”关系，当有利可图时则两家“合伙”共同发展，当无利可图甚至“赔本”的时候，则面临“散伙”危机。(15)1707年前，苏格兰人的海外贸易受英格兰颁布的《航海条例》严格限制，被排除在英格兰所掌控的广大殖民地之外，17世纪末苏格兰集全国之力试图开拓中美洲殖民地的“达令恩计划”失败，彻底断送了独自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梦想，苏格兰经济陷入困境。(16)因此在当时苏格兰的政治精英看来，放弃一个并没有多少价值的政治独立而拥抱英格兰广袤的市场，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但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抱团取暖和搭顺风车式的发展后，苏格兰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北海油田的开发让其具有了和英格兰分道扬镳的本钱，再加上英国工党为寻求苏格兰选民的支持而大力推动地方分权，让苏格兰的民族分离运动由追求自治到要求独立，不断提高要价，形成“进退两难”的困境。 (二)文化与语言的冲突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民众的影响最为广泛，也最能引起普通民众间身份认同的差异和排斥感，因不平等的民族关系所引发的族群文化冲突也最容易激发民族分离思潮。对此中外学者有着共同的看法。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指出，在当代世界，多民族社会之所以可能分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某个群体不能得到其他群体对其平等价值的承认。(17)中国学者王建娥也认为：主体民族往往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拒绝承认其他的族群，或者扭曲其他族群的族裔特性，贬损其文化，这是民族或族群冲突和民族分离主义最常见的原因之一。(18)文化冲突往往体现为语言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法定语言是居主导地位民族的语言，同时其他少数族群的语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并在社会中受到歧视，所以民族冲突往往由语言而起，进而扩大到其他领域。这一点在比利时和西班牙非常明显。 标准西班牙语是由西班牙主体民族语言卡斯蒂利亚语转化而来的，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被定为唯一的法定语言。强制推行标准西班牙语成为佛朗哥政权推行“西班牙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朗哥提出过“做西班牙人，说西班牙语”的口号，禁止使用民族语言。(19)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等地区，佛朗哥政府严厉禁止在公共场合以及公共媒体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禁止儿童使用传统民族化名字，关闭使用民族语言的学校、报纸、剧院，并使用媒体宣传故意丑化地方语言的形象，同时用严刑酷法加以推行，在1939年后有一段时期在公共场合说加泰罗尼亚语可判处死刑。(20)由于巴斯克人、加泰罗尼亚人与卡斯蒂利亚人在外貌上差别不大，他们的族群认同主要是通过语言认同的形式加以确立的，因而佛朗哥的同化政策不仅危及这些民族语言的生存，更使其民族认同面临解体的危机，激起了民族分离主义的高涨。 比利时的民族分离运动主要体现为不同语言区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充分说明了语言对立所产生的严重后果。1830年比利时建国后，南部法语区的采矿、冶金等传统工业门类发达，因而在经济和政治上占主导地位，法语也被定为唯一法定语言，成为“行政、司法、军队和教育的唯一通用语言”。(21)语种的选用不利于荷兰语区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获取政府文官和教师的职位，引发他们的反抗，弗拉芒运动就此发轫。此后经过近一百年的不断抗争，荷兰语在1930年获得法定地位。二战后随着荷兰语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弗拉芒运动在政治上采取主动措施，频频出击，两大语区之间的冲突越发严重。1968年天主教鲁汶大学的分裂，就是语言和文化冲突所引发的严重后果。 始建于1425年的天主教鲁汶大学(荷语：KU Leuven；英语：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是欧洲高等教育重镇，16世纪的人文学者伊拉斯谟曾在此执教，奠定了该校人文科学的基础，但到20世纪60年代天主教鲁汶大学因教学语言的选用问题而导致分裂。由于是天主教会创办的大学，在19世纪之前天主教鲁汶大学长期使用拉丁语授课，从1834年开始主要使用法语授课，进入20世纪后，随着荷兰语影响的扩大，从1930年起开始允许使用荷兰语授课，1962年后法语和荷兰语成为鲁汶大学的法定教学语言。当时的鲁汶城和布鲁塞尔城都是比利时巴拉班特双语省(Province of Brabant)的组成部分，但是鲁汶城居民的主体是说荷兰语的弗兰德斯人，这与布鲁塞尔居民主体是说法语的瓦隆人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大学里说荷兰语的教授和学生同鲁汶城居民频频发动示威游行，要求将说法语的教师学生赶出学校，并发出了“鲁汶是弗兰德斯人的，瓦隆人滚出去”的口号(荷兰语：Leuven Vlaams-Walen Buiten，英语Leuven [is] Flemish-Walloons out)，两方发生流血冲突，警察被迫进驻学校维持秩序。当时的比利时首相范登·博埃南不同意学校分裂，结果内阁中8位荷语区大臣自动离职，导致内阁垮台。大选后成立的比利时新政府同意拆分天主教鲁汶大学，1970年正式分裂成两所大学：荷兰语鲁汶大学(KUL)继续留在鲁汶城原址，法语鲁汶大学(UCL)搬到比利时的法语区奥丁尼斯，其医学院迁往布鲁塞尔附近。(22) 以语言冲突为代表的民族冲突，充分显示了其偏执性和狭隘性，经历了长期底层处境的荷兰语族，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变得咄咄逼人，说荷兰语区的鲁汶城甚至不能容忍一个双语大学的存在，而非要将荷兰语作为大学唯一的教学语言，为达到目标不惜爆发流血冲突。天主教鲁汶大学的分裂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充分体现了比利时民族分离主义的强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