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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明，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盛世传奇。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盛世”，各有其特点。但这些“盛世”无一例外的就是自觉的把尊重人民的利益作为施政的主要价值导向。可以这样说，“仁爱精神”是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创造“盛世”的重要原因。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例，来看仁爱的价值导向与盛世之间的关系。

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取年号贞观。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对为本。”李世民登基后不久，关中大旱三年，并且发生蝗灾，数十万的百姓吃饭都已经没有着落，几十万的流民甚至想冲进皇宫。当时，政府曾希望老百姓打死蝗虫以减少虫灾的影响。可是当时很多的民众信仰佛教，不敢做杀生的事情。天灾、流民、蝗灾等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一场危及唐朝稳定的大的事变马上就要发生。这个时候，李世民在护卫的保护下接见了流民，并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旱灾如此严重，再加上蝗灾，人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我李世民对此负有责任。请乡亲们一定要打死蝗虫，尽可能保证粮食的产量，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有饭吃。如果上天要将降灾的话，就让我一人承担！然后，他一把抓住了几只蝗虫放进嘴巴咀嚼，然后告诉乡民：如果打死蝗虫有因果报应，那就让朕承担责任，蝗虫只管来吃朕的心肝。李世民听说由于旱灾和蝗灾，很多家庭不得已卖掉了孩子，便下令用自己的专用财物作为赎金，帮助那些贫困的家庭赎回孩子。

李世民的话，让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君王，在心中都是把仁爱天下视为自己的自觉。而且在万民的面前，自己的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从这个意义上，李世民能够创造贞观之治的伟业，绝非偶然。

在施政的过程中，他自觉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虚心纳谏，聆听忠告，乐于规劝，这是“贞观之治”在政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唐太宗求谏时态度诚恳，方法多样。对的，则加以褒奖；错的，也不以委罪。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纷纭复杂的各种意见，他判明是非，分清曲直，择其善者而从之，令其不善者而改之。大家都知道魏征的例子。魏征对唐太宗的不当行为，敢于当面直谏。有时不免让唐太宗难堪。但魏征逝世后，唐太宗非常难过，说“我丧失一面镜子了！” 知人以心，信人以贤，用人以才，待人以礼，广罗天下各种人才，这就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又一个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唐太宗被后人界定为贤明君主的重要标志。唐太宗坚决反对以人际关系和血缘亲情为标尺来选拔人才。他注意从新人、疏人，甚至敌对营垒中选用许多杰出的文官武将。著名的政治家，忠于职守的当朝重臣魏征，就是他从敌对的政治集团中选拔出来以后加以重用的。“贞观之治”的第三个特征是唐太宗和他统治集团里的重要成员，一般都能节制开销，收敛私欲，精简机构，减少赋役，反对奢侈，杜绝贿赂，尽一切可能减轻人民负担。

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在法律的执行问题上，太宗又反复思考，坚决反对酷刑。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励精图治，贞观年间社会治安良好。在某一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可谓创造了历史的奇迹。历史记载，公元632年，对那些判处死刑的人，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行刑（俗语所谓“秋后问斩”）。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守约回来。由此可见老百姓对领导人心悦诚服。贞观之治所取得的成就，即便是放在今天，都是让我们肃然起敬的成就。不要说是在一千多年以前，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贞观年间的那份成就和自信，都不失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客观上看，贞观之治是由多种原因成就的一个历史辉煌。太宗时期的文化蔚为大观，滋养、教化了民众素养；领导人胸怀大志，励精图治，大有作为；各位臣工能够兢兢业业，各行各业能够各司其职，这都是贞观之治能够形成的原因。

如果我们对贞观之治的成就原因和各项政策做一个分析，会发现：贯穿贞观之治各项政策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才能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才能勇于自视自我的错误，善于倾听别人的批评和指教；一个以民为本的领导人，才能真正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惩治腐败。而以民为本的实质，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是仁者爱人的一种体现。

现在在史学界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有一些人为了博得读者的好奇，以此获得浮名或者利益，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者刻意对历史做出“别致”的解读，结果不仅违背了研究史学的本意，而且还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史学的研究，不仅仅是探究历史的原貌，而且也在于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扬正气，学习先贤，从而真正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让人们在历史的营养中变的睿智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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