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保存一册1933年出版的《社会与教育》杂志，13期上刊登过《巴金到台州》的文章，大概可以算作巴金的一段轶事。翻看这本旧期刊，难得的是，从二人的对话中，可以领略巴金早年的创作观和艺术观。
文章是讲初冬的一天，外面正在下雪，徐懋庸冒着严寒去某中学图书馆借阅图书，不料在图书馆里意外地遇见了巴金。原来巴金刚从法国游学回来，经老朋友朱洗的劝说，来台州游玩。说是台州天气温暖，山水秀丽，引得他游兴大发，不料漫天的大雪和严寒的北风，冻得巴金叫苦不迭。
就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两人因为相遇，进行了一番长谈，谈话涉及到了巴金早年的创作观和艺术观。
他俩从当前的革命运动，逐渐涉及文坛现状和文艺思潮，又从穆时英、韩侍桁谈起，徐懋庸说中国的文艺批评界实在太糟糕，巴金却回答，中国的批评界根本没有所谓的批评，然而目前文坛上，有两个人很有希望，分别是苏汶和韩侍桁。接下来谈到自由人运动和左翼文坛，徐向巴金征询，他对文坛现状和发展趋势应该如何认识，巴金诚恳地回答：不太容易看出，因为现在的文坛太混沌。接着徐懋庸开始提问，由巴金作答。
“你的《沙丁》《煤矿》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么？”
“有的，我曾经到过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我同意《现代》上一位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得读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之中觉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这就是出路。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也曾经在我的作品中暗示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写出几句标语来。”
“我以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已经太浓重了，此后，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光明。”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去写别样的作品。”
徐懋庸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我先前住在都会中时，读过你的作品非常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我一直生活在都市中的缘故。”
“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这方面实在很需要作家的注意，对于封建势力下旧农村的描写，鲁迅先生曾经尽了最完善的努力，近来茅盾和蓬子等作家，则努力于最近恐慌下的农村的描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你曾经自叹你的工作或将写完，难道不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巴金回答说：“这自然是很好的，可是并非必要，我以为艺术和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泥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却是同样的。”
徐追问道：“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然，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大多只是都市生活者的读物，在农村很少流行，就是因为题材之故，鲁迅先生的作品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也不见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实际上获得了最多的读者。假使有两部在艺术上意味着是同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农村题材的一部，更容易获得读者，因为中国的读者，存在于农村中的比都会中的为多。”
巴金的回答是：“这是比较好的，然而并非必要。”
有一天，巴金去徐懋庸的寓所，看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的草稿，徐懋庸征求他的批评，巴金给了一个令他很兴奋的答复，并且看着翻译草稿上的笔名若有所思地道：“你是翻译过一篇高尔基的小说的罢？就是那篇《秋夜》，我在克刚处看到的。”这一问使得徐懋庸大吃一惊，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徐懋庸还是一个学生，跟吴克刚老师学习法文。有一天，徐懋庸偶然从法文中。重译了高尔基的《秋夜》，署上了笔名，请吴先生替他校正，不料却被巴金先生看到了。想不到五年以后，他还记得这种细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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