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正常记忆是从三至六周岁开始的，两个月的婴儿绝无记忆。但这些日子，我偏偏在苦苦追寻我刚出生两个月时那段无法追寻的记忆。原因是今年四月六日，孙女产一龙宝宝，于是我成了曾外祖父——一个四世同堂的耄耋老人。曾外孙出生两个月时，体重由五斤长到了八斤半。乐极之余，我不禁时时呆想：我出生两个月时是什么情景呢？这件事，我从未主动问过含辛茹苦的母亲，怕增添她的心理阴影；她也讳莫如深，不愿揭开心灵的伤疤再撒上一层盐。
当今社会，凡孩子都金贵。龙宝宝更是今年的至尊至贵！孙女产子是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单人病房，娘家人、婆家人在旁照顾。提前预约了月嫂，月薪一万三千元，这是行情，常规价。国家新规定，产假有158天，如经单位同意，还可以再增加一至三个月。男方也可享受陪产假半个月的待遇。在此期间，工资分文不少。
孙女坚持将其子命名为“云龙”：不仅是因龙年所生，还指望孩子像《亮剑》中的李云龙那样英武彪悍，将来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都能成为一员骁将。然而因为早产，刚生下的龙宝宝虽袖珍可爱，但绝无山大王的霸气。经过精心照顾，满月时，孙女瘦了，曾外孙肥了。我是个缺乏生活常识的“糟老头子”，平时家里油瓶倒了都不会去扶一下。不知不觉，最近竟然关注起育儿常识，感到把一个婴儿抚养成人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我祖籍湖南长沙，1941年7月25日出生于重庆。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也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重灾区，仅当年6月5日发生的校场口大隧道惨案，死亡者就多达992人，伤者151人。故乡长沙同样是经磨历劫。1939年11月12日，蒋介石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纵火焚毁长沙城，被活活烧死的居民就多达两万多人。外祖父一家只得拖家带口逃避到了古称“五溪蛮地”的湘西边城凤凰。
两个月时的我（本文作者供图，下同）
当年供职于重庆的生父在我出生前出轨。母亲忍无可忍，只得带我投靠在凤凰避难的娘家，那时骨瘦如柴的我还不足两个月。听姨妈说，母亲带我逃回娘家时，九死一生；除了我这个拖累之外，身上别无长物。根据我新近学习的育儿知识，“两个月的婴儿最爱闹，真让妈妈要疯掉”；不仅经常哼哼唧唧，而且还会大哭大闹，既要做排气操，又要勤拍嗝。抱婴儿的学问也大：一托下巴，二搭小腿，三侧翻身，四换手扶背，谓之“飞机抱”。然而，当年母亲带我逃难的时候，上述科学育儿法能用上几条呢？
我的母亲
幼时的我
我中学地理考试不及格，不仅当时不识地图，如今仍不辨东西南北。我又苦苦寻思，从重庆逃难到凤凰，走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呢？手头无书可查，只好又求教于一位地方史专家，他为我提供了一份路线图：重庆-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大兴-阿拉营-凤凰。重庆这地方人们都熟悉。涪陵在涪水之滨，巴国古都，如今的“榨菜之乡”。武隆地属山脉，最高海拔两千多米，岩层断裂，蔚为奇观。彭水被乌江纵贯全境，当年无渝湘高铁和高速公路，逃难恐怕只能乘船。黔江位扼渝鄂咽喉，长期属于贫困地区，交通条件可想而知。酉阳是从重庆到湖北、湖南的门户，地处武陵山腹地，山似斧劈，水流湍急。秀山“一脚踏三省”，有盆地，有丘陵，也有高山，起伏多变。此处的大兴非北京大兴，而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南部的大兴镇，位处黔湘交界处，虽说如今已建成机场，但当年仍道路崎岖。阿拉营隶属凤凰县，当时是旱涝和洪涝多发之地。目的地凤凰，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属贫困县。总而言之，我们母子当年逃难之处，如今虽然开辟了不少旅游景区，但当年都是穷山恶水。旧中国有一种旧观念：“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更何况我们是借住在外祖父朋友的另一位朋友家，更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不知道我逃难时是不是要按这个路线图的顺序一站一站地转乘交通工具，但肯定不会是由重庆一帆风顺地直达凤凰。当时的交通工具只能是长途客运汽车和木船，据查有关史料，直到1940年，重庆市区只有一百多辆公交车，每车按规定只能乘坐三十五人；但由于车少人多，一般都要挤满四五十人才能开车。长途汽车的状况只会比市内公交状况更差，而不是更好，这是可以想见的。
为了帮助我尽量再多恢复一点几乎不可能恢复的逃难记忆，我打开小说《围城》，把钱钟书小说中方鸿渐一行逃到三闾大学的经历重新翻阅一遍。《围城》中描写道，由于难民多，交通工具少，当年车票、船票售价暴涨。长途汽车如同沙丁鱼罐头，“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汽车刚一点火启动，破旧的车身就会“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乘客顿时东倒西撞，齐声叫唤，于是抛锚、修车、换车，住店候车。那荒郊野地里的旅店，就会用臭虫、蚊子、虱子迎接疲惫不堪的客人。托运的行李经常晚到，甚至踪迹渺然。如果坐船，必然要走过那种窄小无栏的过桥，木船在风浪中前行，时而倾向左侧，时而倾向右侧，颠簸的船只恰如难民颠沛流离的命运。
写到这里，到了该破题的时候。“辛勤母瘦子初肥”，取自母亲的一首七言绝句。母亲文化程度不高，更不是诗人。她是青岛一所教会学校的高中毕业生，原被学校保送出国学习医护；因抗日战争爆发，留学的美梦顿成泡影，又遇人不淑，生我之后形同守活寡，所以偶尔学写几句旧体诗词排遣抑郁。高中毕业前夕，我将她写的一首吟咏燕子的七绝抄录给同窗好友陈赫，不料被他抄写上我们自办的一份大型墙报上。事隔多年，全诗已记不清楚，只好再去问陈赫。陈赫是中南大学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前所长。他学的是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却偏偏在一所理工科大学开设关于古典诗词的公共课，成为网红。据陈赫回忆，母亲所写的那四句诗是：“谁言寸草报春晖，天理人情总不违。最是多情檐下燕，辛勤母瘦子初肥。”但我怀疑头两句多半是陈赫兄增补润饰的，后两句大体上是我母亲的原作。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燕子是多种美好事物的象征。母亲所写的“辛勤母瘦子初肥”，确是她的切身感受，也是抒发了一种博大无私的母爱。令人感慨的是，燕子是一种迁徙性的鸟类，在长距离的飞行中，由于有太多的艰辛，因此繁衍下来的并不算多。燕子之所以成为爱情的意象，是因为雌燕雄燕比翼双飞，一生只有一个伴侣，而母亲带我逃难时却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最让我产生锥心之痛的，是我直到垂暮之年，受到孙女得子的影响，才在追寻儿时逃难这种“古老的回忆”，才会想起母亲那种无法报答的大恩大德，确实是“愧对萱堂育我身”。
《古老的回忆》是意大利一首有名的手风琴曲。凡人类都有“古老的回忆”。个人的回忆虽微不足道，但有时也能见证一个大时代。在那样一个国家山河破碎、民族蒙尘受垢的时代，母亲跟我当然是受难者。母亲再坚强也会哭泣，其他的母亲也在跟我们的祖国母亲一起哭泣。然而比起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伤亡的那三千多万平民和将士，我们却又是幸存者。我的上述逃难侧记虽然朦胧而不清晰，但我却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要清晰记住我们祖国母亲曾经哭泣过的那段历史，并将这种屈辱的民族史变为一部民族的振兴史。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这部遗著中，希望我们祖国母亲“与世界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正是一切中国爱国志士的“初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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