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关涉古代文学和文论的诸多文献典籍以各种方式得以出版，极大丰富了学科研究的边界和视野。然揆诸当下的古文论研究，在史料追索与理论阐释之间，不能不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特别是其中古人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因议论屑小，又多零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就整体而言，基本上多被弃置在系统解释之外，这使得它们的意义边际和内涵分野始终未获论定。
其实，就古人谈艺论文的重点而言，不全在今人多所着墨的明道辅时与托寓寄兴。如果通览历代各体话类文献或古人文集中的相关序跋札记，可知其围绕声韵、格律、体段、调式等技术构成展开的形式讨论非常丰富。在诗论中体现为正体、辨字、造语、琢句、贞韵、审声、属对等事，在文论中体现为识题、审势、布格、认脉、制法、造句、排调等事，在词论中体现为炼字、协韵、曼声、促拍、改字、设色等事，在曲论中体现为分节、揭调、依格、转音、合板、修容、吊场等事，在小说论中体现为影写、立局、配映、避犯、提照、转接等事。可谓分门多而设体繁，创格细而立法严，并还孳乳出一系列专门的名言，诸如“致语”“翻脱”之于词学批评，“分间”“渡接”之于文章学批评，“借宫”“走腔”之于曲学批评，“作筍”“布线”之于小说批评，等等，可谓不胜枚举。但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它们常被视为形式枝节，有太多至今未被重视，甚至从未被讨论，至于实质性地纳入古代文学批评的“元结构”，给予整体性的系统解释就更谈不到了。故如何完整揭櫫形式讨论的真实意指和独到价值，使之能回应传统文学本有的程式化特征，进而由古人所执着的技术之魅，追溯到所尊奉的审美宗趣，最终开显古代文学批评的特质，揭示其在凸显“汉语性”这个传统文学根本特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王汝虎《形式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传统》一书，正试图弥补这种“视野缺损”，在多个方向上对古代文论中的形式批评传统做了系统的阐释和说明。汝虎自2015年来从我学，就专注于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的梳理与研究。三年后，以《内在的传统：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研究》取得博士学位，成绩为优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由其博士论文扩充完善而来。
基于学术背景和个人兴趣，汝虎此书对古代形式批评理论的内涵和价值多有着墨，尤其努力尝试在古今中西文论的比较中寻找一种理论支撑点。如他非常关注诗法诗格的功能和意义，由诸如明代流行的《词府灵蛇》《诗法要标》《翰林诗法》等书，雄辩地揭出了这些虽存在刻板拘泥的缺陷，但在彼时具有某种主导地位、且与科考或蒙学相关的简便有效的基层文学经验，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普遍性意义。揆诸近些年来学界整理的科举文献与明清诗学文献，其关注点经常偏在这些方面。要祛蔽补阙，获得进入传统的整全视野，确实非反思与超越许多与古人文心相悖离的积久的成见不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援引新形式主义、新审美主义等诸多西方哲学和文论的新思路新进展，在反思二十世纪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建基于文本细读之上的形式分析，可以用来佐证其能进入古代文论的整体性统序而不具排他性，相反还与文本的历史性互为表里等主张，是可以成立的。音节、韵律、体式、结构等形式因素，有的基于作者的独创，更多是习惯和集体实践的产物，是历史与当下的一种确切的连接，故作者指出，形式分析因此正可以对应上世纪程千帆先生所提出的“古代文学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古代的文学理论”之论。业师王运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指出，从刘勰写作的宗旨看,《文心雕龙》本就“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书籍”。由此通观古人的选本和评点等，大多基于创作实践，其呈现出的不可替换的文学传承价值，可谓古文论本然的传统之所在。
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作者在中西融通互鉴的基础上，介绍了西方经学诠释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形式批评”流派，认为其对文本形式、结构、风格和文类的关注，特别是文本内部形式细节与作为形式整体的文类之间的互动性分析，可为传统古典学、经学诠释学参照。故在本著第三章，借由此经典诠释方法，讨论了存于《左传》中的“繇辞”这种特殊的韵语单元，认为关涉先秦经典文本中文类的形式特质及其历史衍变。扩而展之，包括《左传》《国语》在内先秦典籍中所嵌入的诗、谣、谚等韵语形式，在史书发达的古代具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又，近些年出土文献的整理，实为先秦至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 类形式与体式衍变证据，如《光明日报》2023年就将“出土文献整理与先秦秦汉文学研究新进展”列为当年度十大热点之一。落实到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汝虎依次论述了以文类和语辞为中心的形式批评之于现代楚辞研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楚辞学研究存在诸多争论和模糊之处，昔蒋天枢先生就曾指出，历史上环绕屈原诸问题，公婆争辩是非，不量力而为之，世俗所谓“撞马蜂窠”之举正多，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又借助流行的文化记忆理论，提出“重构屈原”的命题，引动学界瞩目。本书从形式批评角度反思和总结现代楚辞学研究的理路，相信可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犹忆汝虎写博士论文时，古典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古典学研究尚处在拟议阶段，近些年俨然已成热点。由此可见他意识的敏锐和视野的广博。当然，古典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的互动并非他的发明，但他对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建构中，文类体认和形式审美是其中应有之义这一点认识尤其深刻，却是无可置疑的。记得内维里 · 莫利 (Neville Morley)在《古典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指出：“古典学无疑需要古代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家”，因为其“有能力缀合残破的文本，理解这些文本结构的复杂性，探索其中的隐喻和其他文学效果”。汝虎颇信这样的判断，所以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作为古代文学经典的杜诗及注释，认为包括字法、对法、句法、章法乃至体格的判断，是为杜诗注释的内在依据和形式依归，凡此与注家所处时代的主流审美意识密切关联。《钱注杜诗》以为好的注释应“句字诠释，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阙者可思”，即指出原始文本和注释有合之双美的阐释效果。韩 大 伟 （David B. Honey）《中国经学史》说：“利用诠释学来恢复经典对某一时期读者及注家的意义，比经典本身更能揭示出这些在正统儒学之外的领域产生的解释框架。”如杜诗韩文等经典文本，其历史形塑过程中，注释和读者对文本的意义构建，最终多凝聚在文本语辞的校雠、考异和注释之中。从此意义上说，《钱注杜诗》，包括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等名著，其价值就不应仅限于校雠学、注释学范畴，它们在文本细节处往往富含丰富的形式审美经验，有着不可忽视的批评史价值。
由此由经学文本而及集部文献的塑造过程，诗话、选本、评点等都具有如布尔迪尔所说的文学场域效应。汝虎在其后几章里，系统分析了古代诗文选本、评点、格法著作中古人体现出的形式经验意识及其价值和意义。虽然，寓含其中的形式讨论仍多琐碎，基于经验，强调过程，太过技术性，很难超拔出更深刻的意义。如元方回《瀛奎律髓》及其后围绕此书展开的明清两代如冯舒、冯班、纪昀、许印芳等人所累加的评注，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其时主流诗学、但在创作基层却行之有效的形式分析和审美样式。从中不证自明文学究属语言和修辞的艺术，中国的文学尤其如此。故东西方学者常用“修辞性”来标别这种文学的特质，如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尊重理智的修辞决定了成为中国文学中心的，与其说是所歌咏之事，所叙述之事，倒不如说是如何歌咏、如何叙述；换言之，往往常识性地理解文学素材，却依靠语言来深切感人，这可说是中国文学的理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形式经验的确立和审美体验的分享，与古人的言志传统和托寓寄兴的创作主张非在两橛，实际上，中国人从来服膺“诗到语言为止”，重视形式美感和文学修辞本是中国文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之，说古人的形式讨论常基于主体感会，很难用逻辑化的语言呈现、界定与保存，不足以构成形式理论可以被忽视的理由。纵观东西方文论，讨论重点与 言说范式从没有一定之规。正如中国有《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之作，西方也有明白如话如《歌德谈话录》《汉堡剧评》这样的语丝谈丛。纵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从不乏既精于创作又善于赏会的论者，他们能弃语法，尊语用，深体作者之意，得其措辞之妙。即使旨在“弥纶群言”的《文心雕龙》，也始终将字句音声的“文术”与“文道”合而论之，并不避繁碎。以后各种文体构成的细则与规范，彼此有复杂的交互联动，不仅在各种诗词文话和戏曲批评中占据了最大篇幅，还享有实际的论述中心地位。
世纪初，个人曾与蔡仲翔、涂光社两先生在《文学遗产》杂志上作了一场范畴研究的对谈，认同学者指出“失语症”是一个“伪命题”，并有感于今人对与古人文心结合紧密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尚未有充分的掌握，想对范畴总量作一探家底式的统计。二十余年忽忽已过，由本人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类编》终于要问世了，虽仍未尽其全部，仍期待读者诸君能从这一全景式的鸟瞰中，洞晓古人分疏之细密，并一窥诗文体式之丰富与繁复。
汝虎既从我就学，全程参与了此项工作，为副主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其所著可视为从事类编工作的成果。虽不免有意新而杂、思虑不周的不足，于词学、曲学和小说理论又难免涉猎稍少，但有上述锐意启新的优点，仍值得鼓励和肯定。值新书付梓，他来书嘱序，我自然乐而从命。惟深望其不坠初志，能秉静肃之心，走寂寞之长路，虽 卜居海滨而仍精进不已，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所谓“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则未来有大贡献于学术者必矣！
（本文为《形式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传统》序。该书由九州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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