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徐中玉先生
1954年春，我还在四川大学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徐中玉先生的大名了。
那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半年，课程少，闲时多，我知道知识就是力量，常到图书馆去吸取营养，充实自己。一天，我在新书架上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署名“余中玉”著。我一愣，余中玉不就是我们学校的辅导员吗？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徐中玉著，我看掉了双人旁。这样一来，徐先生的姓名让我记牢了。
毕业分配临近，校方发下一张分配志愿调查表，分配地点有三栏，可填三处，我全都填成了上海。我从小生活在四川盆地，早想有朝一日东出夔门，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坐落在春水江南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特别令我神往。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愿望真的实现了，学校把我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去当教师。
抵达华东师大的时候，是一个夏去秋来的夜晚，皎洁的月光和辉煌的灯光相辉映，门柱上的校名看得很清楚。因为要等待系里分配具体工作，第二天，我就先去逛逛最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外滩。走进第一百货大楼的大门，想看看东方大都市的百货大楼跟我们成渝两地的有什么不同。我往楼梯上走，一位女士往下走，第一眼看到的是红中带亮的嘴唇和金黄色的牙齿，接着看到的是鸟巢一样的头发和披金戴银的服饰，只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见过的场景，把初来乍到的我着实吓了一跳，记忆也就特别鲜明。
没几天，系秘书通知新来的教师某天某时到中文系会议室听系主任许杰先生安排工作。
学文学的人总是崇敬作家。许杰先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成名的老作家，时任华东作家协会副主席，有着象征智慧的满头银发和出口就充满感情的语言风格。在川大的课堂上，我们的系主任林如稷先生（新文学早期社团“浅草社”发起人）讲鲁迅小说时，多次提到许杰先生的名字，今天终于目睹他的风采了。
许杰先生坐在会议桌前的靠背椅上，用谁都能听得明白的江浙普通话简要地介绍学校的情况，接着就谈我们的工作问题。大意是，学校成立不久，一切只是初具规模，中文系设六个教研室，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写作和教学法，你们四位分在不同的四个教研室。首先讲到的是来自云南大学的马兴荣学长，其次便是我了：“文艺理论人数太少，和现代文学合并成一个教研室，室主任是徐中玉先生，刘元树先生就在这个教研室，做徐先生的助教。助教进修需要有人指导，徐先生也是刘先生的指导老师，具体工作、学习，你们商量着办。”
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先生”联在一起，而且出自一个老前辈之口，弄得我浑身都不自在。听到在川大图书馆“见”过的徐先生竟然在华东师大，而且成了我的指导老师，我又感觉说不出的兴奋。
下午，我迫不及待地去敲徐中玉先生家的门。他家住在校内一幢半新半旧的住宅楼里，后来知道是原大夏大学留下来的宿舍。先生开门后我自报姓名，他显然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落座后，我首先向他报告在川大图书馆见到他的大著时的情景，他满脸堆着笑容，只是没有笑出声来，说：“我那本书这么快就到你们那儿了吗？”我说“是的”，他显得更加高兴。我才明白知识分子最大的愉快是自己的书有读者、受关注。
徐先生说：“助教既是工作也是学习。工作就是帮助主讲教师让学生把所讲的问题弄明白。本科班由你和张德林（后来成为以小说研究见长的名学者）同志负责辅导。张德林比你早来一年，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问问他。学习就是通过听课和自修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几年内能够独立开设一两门本科课程。我现在教的是文艺理论，一门是本科生的《文学概论》，另一门是现代文学研究班的《文艺理论专题》；《文学概论》一定要听，《文艺理论专题》最好也听听。学习理论至少要与一门文学史结合，否则理论就很枯燥，也不容易深入。许杰先生在研究班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你能够去听当然好，要么就选择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中的一段也行。”
徐先生言语不多，但句句实在，他一停顿下来，我就告辞了。
走出徐先生的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与适意。绕道沿丽娃河边漫步走回宿舍，天是特别蓝的天，水是特别清的水。西下的夕阳透过花树间的空隙，将阳光洒落在横七竖八的游船上，好像一幅绝妙的油画。
“教材，我还要修改”
徐先生连年讲授“文学概论”课，我连听了三年，一堂也不缺。不仅这门课可能会是我今后的终身职业，而且我知道不理解先生所讲的内容，就没法辅导好同学。再说，助教是沟通学生和教师的桥梁，随班听课才能多接触同学，听取他们对老师讲课的意见。
当时，全国院系大调整刚结束不久，高校开始重视学科建设，中文系都在苏联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影响下开设“文学概论”，纷纷编写教材出版。三年间我购得了四种，边买边读，感觉各有优点，大框架却基本一样，显然取法于季氏的著作。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和这些公开出版的教材相比，先生的“文学概论”亮点更加突出，该讲的都讲到了，无陈言、无空话，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每次所讲内容基本相同，结构相对稳定，可见讲义基本固定，没有什么大的增删的变化了。我想，先生这么成熟的讲义，何不出本教材呢？
有一天我这样问先生，他说：“教材，我还要修改。”和一般著作不同，教材带有相当的规范性和指导性，使用对象是知识不足、判断能力不强的青年人。“文学概论”在中文系又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对学习中外古今文学具有理论指导作用，先生的认真态度值得称赞。
事实上，他已经在作进一步的修改了。当年系里办了一份杂志《语文教学》，他的修改稿大都发表在上面，也有刊登在其他刊物上的。记得上海《文艺月报》就登过一篇《谈细节描写》，比他课上讲的内容更充实，语言表达更精彩。我心里嘀咕，如果书中有半数以上达到这样的水平，就是同类教材中的佼佼者了。
我在随堂听课中除了着重学习先生的讲授内容及结构安排外，也关注先生的讲课风格和同学们接受的情况。我上课去得较早，下课离开较晚，课堂上还不时从前排回头看看同学们的表情，发现课堂气氛谈不上沉闷，但也说不上活跃。有一天下课后，几个同学在小声说着什么“鲁四老爷”，多听几句才知道他们是在议论先生，原来先生讲课爱以鲁迅小说尤其是《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为例，他们感到单调，这引起我对教学中理论和作品如何结合的思考。此外，我也意识到教学风格基于教师的思想性格和语言表达方式，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但学术之外，讲授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也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对调动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很重要。
“正常的批评，我哪里会介意”
让刚进入大学任教的年轻教师担任助教，实在是一种快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式。我记住了先生“助教既是工作也是学习”的教诲，根据先生第一次和我谈话的要求，把“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辅助“文学理论”学习的手段，同时也作为几年后独立开设的第二门课程。我除旁听许杰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班上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外，首先专读鲁迅。记不清楚哪一位先生和我聊天时说过“你把鲁迅学好了，现代文学就学好一半了”，这句话虽经不起严密的推敲，但正说出了鲁迅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是很认同的。我将近几年内重点攻读鲁迅的计划向先生报告，他很赞成并给予鼓励。
学校成立虽然时间不长，图书馆的藏书却不少，我一有空，便到这儿来浏览鲁迅著作和鲁迅研究的著作。一个多月下来，我对鲁迅这座巍峨高山的全貌有了个大致的了解，也看到了登山的路径，确定了入口处——鲁迅小说。
我一口气买了七种有关鲁迅小说研究的书籍，许杰先生的《鲁迅小说讲话》、徐中玉先生的《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也在其中。但我读着读着居然感到书中存在着严重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和对文学与社会关系作机械的、简单化的理解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有一位大学时的同班好友徐永年（即后来以学术研究和书法篆刻闻名于世的徐无闻），毕业后分配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我将这一感受告诉了他，建议我们联手写文章开展学术争鸣，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们当时都刚23岁，属于真正的“初生牛犊”，没有等级观念，很欣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句两千多年前西哲的格言。我们信仰马列，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最好的武器。我将上述书中的问题分类抄在卡片上，每类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寄给他，他根据自己的阅读作补充调整，再返回给我。等内容基本明晰后，我初稿，他修改，如此几个往返，最后由他定稿并投出稿件。
没过多久，文章以“试论鲁迅小说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题在《西南文艺》1956年第1期上发表，速度之快有些出人意料。更意想不到的是，《文艺报》随即改题为“鲁迅小说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转载于同年第7号上，《新华半月刊》（《新华文摘》的前身）又随即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又作为附录编入《鲁迅作品论集》一书中。一篇文章一年内四次刊出，对我们两个刚刚进入高校教师队伍的年轻助教来说，实在是巨大的鼓舞。
文章的写作，永年出力比我大，作用也比我大，我再三跟他说，他的名字应该放在我的前面。但等拿到刊物，才发现他把自己放到了后面，要改过来已不可能了。
永年的专业兴趣是古代文史和书画篆刻，加之他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交流全靠邮政，往返一次差不多就要半个月，后来我们便未再联名作文了。
不久我又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优美诗章——〈故乡〉》，副标题为“兼评《故乡》分析中的若干错误论点”，发表在武汉《长江文艺》1956年9月号上。这篇文章“破”“立”结合，也涉及徐先生的观点，认为他把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问题拉在一起，人为拔高了鲁迅的认识高度。
批评自己的老师，哪怕是心平气和地说理，感情上也不大过得去，所以我署的都是笔名“箭鸣”。但系里的不少教师订阅了《文艺报》，要想瞒住是不容易的。《文学评论》后来给我寄来一封“评建国后鲁迅研究著作”的约稿信，信封正面只写了地名、校名和我的笔名，收发室也把它准确送到了中文系。我想，许、徐二先生肯定早晚要知道的，找个机会和他们沟通一下吧，可就是一直没找到，时间一拖也就算了。
1957年的春天到来了，丽娃河又解冻了，河边的那几只游船又在春风中飘荡起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显得那么和谐、安详。
新的学期开始了，徐先生告诉我这年暑假要在长春举办《文学概论》讲习班，由当年全国仅有的三所师范大学该课程的主讲教师主讲，每个主讲者可带一个助教听讲，问我暑假有没有安排，愿不愿意去。我说“很愿意，暑假没有安排，即使有安排也要让路”。先生对我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他还不知道我写文章的事呢？
一天，先生突然告诉我，教育部通知讲习班停办，说中央有重要部署，我感到惊讶而失望，随即对先生说：“刚才我老远看见行政楼边一个人很像许杰先生，他不是去莫斯科大学讲学了吗？那天在国际饭店开完欢送会，我们几位青年教师把他送上火车的呀。”先生说：“是的，他没有去成，原因也是刚才提到的重要部署。”我心里纳闷，许先生去莫斯科是接替不久前去世的丁易先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是一般的讲学，什么部署这么重要，可以改变这一国际学术合作协议呢？
疑问随即解开，“反右”斗争开始了，很快许杰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很快徐中玉先生也被划为右派分子，赶下了讲台。再接着，我也因与“右”有关，被下放到西郊七宝镇附近的人民公社红星十分社“劳动锻炼”去了。
我和先生的师徒关系看来就要结束了，我想不管先生是否知道文章的事，都必须去向他作个说明，否则今后恐怕更难寻机会。我去先生家辞行，感谢他这几年对我的指导，最后提到那两篇文章涉及了先生的观点，却没有与他事先沟通，做得不周到，请他不要介意。话音没落，先生把右手一挥：“我早知道啦，正常的批评，我哪里会介意？”
先生的宽容和大度，全在那一挥之间了。70年光阴转瞬即逝，情景却历历如在眼前。
“这是便饭，早已准备，不用推辞”
1958年8月下旬，系里派人来红星十分社通知我，把我调往安徽，“支援”新成立的合肥师范学院，秋季开学就要上课，现在就可回校准备了……
离沪赴皖后，先生对我一直关心和爱护，寄赠过我他新出版的著作，他主编的刊物还约我写稿，我和永年数年后去上海拜访时他又那么热情地接待我俩。
那是1963年暑期中的事了。大学毕业一别九年的永年告诉我想去上海治耳疾，我因视力下降明显，也正想着去上海看医生，所以立刻决定来一场上海聚首。我到上海后住在华东师大校内先前住过的宿舍楼，管理人员还没有把我忘却，愿意找一间空房让我栖身。永年住在他的一位亲戚家，有时也来师大和我同住。
我是肯定要去看望徐先生的，永年也想着利用机会向上海的一些名家请教。不过我们又多少有些担心，先前我们在文章中批评过先生的观点，先生会不会托辞拒绝呢？哪知当我提出我们想去拜访时，先生便满口答应，并马上约定了时间。
那天下午，先生同我们谈了三个小时，开始是永年提问，先生作答，后来变成了随性的漫谈，马列文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以及当代文坛的种种现象，涉及相当广泛。先生开设过这些课程，对这些领域多有研究，又常出席上海作协的各种会议，消息灵通，视野开阔，他的谈话对我们启发很大。多少年过去了，他当时一再强调的“文章应有益于天下”这一传统文学观念，一直指导着我们的写作，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当我们站起来向他告辞，他示意我们坐下，说“吃晚饭再走”，并说“这是便饭，早已准备，不用推辞”。盛意难却，我们只好遵命了。
走出宿舍楼，我对永年说，我们没带礼物，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很不应该。永年看着我，“哦哟”了一声，表示完全赞成。那时我们已三十开外，还这样不识世故人情，至今想来，真有点不可理解。
先生心胸开阔，待人宽厚，寿愈百岁，是真正的“仁者寿”。永年也是道德文章兼具的仁者，但因常年超负荷地沉埋读书和工作，又缺乏锻炼和保健意识，62岁就去世了。我苟活至今，今年7月已满93岁，天天抗衰老，天天在衰老，我和先师故友会面的时候为期不远了。届时我和永年一定会再去拜访先生，找一个绿水环绕的天山琼阁，开怀畅饮，纵谈古今，集疑向先生请教。
2024年8月7日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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