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单向度取向与多元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再认识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2:11:51 《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 杜星梅 吴小花 参加讨论
【摘要】长期以来，在现代性话语的支配下，独龙族社会往往被贴上了“原始”的标签。在充满悖论的现代社会中所形塑的发展话语，其内核是已被意识形态化扭曲了的进化论。它一直产生着极为不幸的多重结果。独龙族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呈现出与其他民族社会在经济与文化上的极大差异，蕴含着“低度生产”“不过度攫取”“接受自然馈赠”等不同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理念，也正是这种差异，为我们展现了具有丰富内容的不同生活模式和文化特征。全方位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生计方式的立足基点、行为准则，多样化的生存技能等等，对现代社会单向度生存选择的质疑，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经济文化类型；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 【作者简介】杜星梅，贵州兴义人，民族学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云南大学中国史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民族经济问题，独龙族文化；吴小花，贵州施秉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文化认知、苗族仪式交际交流。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釆辑、研究与利用”（项目编号：16ZDA157）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直面于理论层面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类社会中多元经济文化类型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物质生活本身。”显然，生存的实质并不是随心所欲地独处，而是依赖自然界所展开的一系列获取、利用、生产、消费、改造等。正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这种或许会退却、但永远不会消解的“自然限制”，为我们呈现出多元经济文化类型的存在。因此，经济文化类型问题的核心，就是要去理解不同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是怎样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中而成就的。正是这一深厚的基础性关联，也曾使黑格尔看到：“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这种从表象上看似乎是外在的自然联系，实质上是所有人类生存的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它使不同的民族在各种特殊的自然形态中选择了特殊的生计方式，进而形成了各种特殊的生存空间。当然，它也就形成了不同民族精神“所寄托的特殊原则，同时在本身中也形成它自然的特性。”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基本问题却被模糊甚或被扭曲了。在作为现代社会奠基之石的科学、作为现代社会旗帜的人性张扬或人的解放与作为现代社会基本手段的生产这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悖论性的存在：科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对自然物质更准确而精细的认识，人却日益与自然疏离；人的解放使人们获得了自由，但实践的结局却常常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甚至人的生存权利在以诸如法国大革命所贡献的“革命”理念、以不同权力所宣称的“正义”口号、以“种族净化”的要求等等花样繁多、善恶并用的多种形式下被无情褫夺，把人类社会引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自相杀戮的残酷境况；而生产这一基本手段在把“勤奋”塑造为现代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时，却一面掩饰了资本逐利的贪婪，一面润饰着劳动者在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与辛酸，更为严重的是，人在对物的追逐中，却以更大的速率走向自我的消蚀，巨无霸的生产能量却使人日益直面于趋向自我毁灭的生态危机。 正是这一系列的悖论性存在，使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凌驾于其他经济文化类型之上，对其他经济文化类型的价值与地位进行了尽其所能的遮蔽，把凡不同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各种经济文化类型都贴上了“原始”“野蛮”“落后”“低效”的诸多标签。于是，不同民族所呈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究竟只是人类社会进化链条中的一环？抑或是在同一时空中的不同存在的表达？进而，这种不同存在的表达究竟是要被改造的或被取代的对象？抑或这些不同的存在正是人类生存智慧的展现、对整个人类的目前和未来具有充要的合理性和启示性？以此为基点的反思，使经济文化类型的问题，成为一个富于讨论性和具有启发性的论题。 渔猎采集活动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依赖于动植物的自然再生率和生态周期，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形成了异于主流农业文明的经济结构、与资源限度相适配的人口基数、以及独特的劳动组织形式、社会结构等。重新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不同的经济文化体系在同一时空并存的事实，重新来认识被我们长期忽视或误读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的价值和意义，这都是作为人类个体来思考人类本质存在的重要基点。 独龙族是聚居于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人口不及万人的人口较少民族，它在对其自然生境的探索与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以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生产性种植的三位一体的经济文化形态，这三部分在独龙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不同的权重地位。三者可以说在独龙族的经济体系中呈现出三足鼎立、三位一体的结构样态，这一经济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自1950年以来，独龙族采集渔猎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生计方式在以国家力量为主动轮的外力推动下，进入了一个急速的转型期。最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单一直线的进化史观的支配下，采集渔猎的经济文化类型被视为“原始”的象征，独龙族被冠以“落后”的标签。在具体的实践中，则主要是以农业经济类型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现代社会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价值取向来对独龙族采集渔猎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优劣评价，对他们极富生存智慧、与自然生态相适配的生计方式展开全面的重塑。独龙族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转型过程的主旋律是国家改造贫困的工程。认为独龙族终日忙于劳作而获得的食物仍不足以糊口、生产低效、生活凄惨已经形成一种普遍的视角观念，广泛形成了一种“悲悯”和“帮扶”的基本态度。这一国家改造贫困的过程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在他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农耕技术得到初步掌握，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得以普及，并享受到政府的多项补助政策等等的背后，隐藏着更多值得我们深层探讨的问题。 在独龙族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农业从来都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指导下，独龙族开始学习修造水田、种植水稻等等，但农业种植仍然难以得到较好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水稻种植在上游地区已遭废弃，目前只有极少数地区还有水田，犁耕未能充分发展。目前，独龙族虽然不再从事打猎、采集与刀耕火种。在生计方式的急剧转型中，生产组织也发生了互助、合作、集体化、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更。在从采集渔猎转向农业耕作的道路上，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采集、狩猎、捕鱼等以前在独龙族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活动。但是，以农业为主的形式转化并未使农业成为其经济结构中的支柱力量。这一系列问题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重新思考多元经济文化类型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