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单向度取向与多元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对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再认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48 《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 杜星梅 吴小花 参加讨论
二、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内涵与基础 三位一体经济体系中的各部分在独龙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不同的权重地位，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各自也有着迥异的变迁路径。采集在独龙族社会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食物供给功能，是其总体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在独龙江可采集的野粮有30多种，所获食物占到全年食物供给的2/3 以上，一年有200多天都可采集”。采集技能是独龙族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生存技能。“自1950年代后采集开始发生极大的变迁，尤其是现代性的观念把采集符码化为落后与贫穷的标识后，当独龙人都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以往在独龙族经济中作为一种最为普及化生存技能的、更多的日常采集被废弃了。但是市场导向的力量以剧烈的方式，使规模性的药材采集方式得到进一步深化。由此使资源的衰减甚至枯竭成为独龙族采集经济的根本性制约。” 渔与猎作为独龙族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艺与技能，在独龙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独龙族的捕鱼大体上可为每户家庭每天供给1斤以上的鱼肉，而山地狩猎也能够让独龙族家庭一月能吃上3～4顿肉，甚至有的家庭半年以上能够达到1 星期2～3顿的肉。而独龙江的鱼类资源在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自然灾害后，资本力量所推动的竭泽而渔，使独龙族多样化的捕鱼技艺渐次废弃。山地狩猎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由于法律的禁止让这一生存技能遭遇了被悬置的命运。 刀耕火种在独龙族全社会基本口粮的供应方面，仅仅提供了1/4到1/2左右的份额。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单位效率的评价标准下，刀耕火种给人们带来了“效率低下”的直观感受，然而，在投入产出的基点上，刀耕火种的效率却远远高于积极生产的诸多类型。但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末推行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政策，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在1999年戛然而止，独龙族内蕴着丰富生态智慧的刀耕火种生产性种植这一生存技能遭到了彻底地废弃。 这个在独龙族历史上最为漫长的一种经济形态，在经济基点、主导文化价值标准、经济行为的选择、生存技能的运用等方面，都展现出不同的特征。其蕴含着“低度生产”“不过度攫取”“接受自然馈赠”等不同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理念，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立足基点并非是以人为主的积极生产，而是直接立足自然生物循环周期的基础上，仰仗大自然的丰厚馈赠，从不推崇以占有为目的的过量获取之道。正是这些迥然不同的差异，导致人们在日常话语中，把独龙族视为需要被发展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要把有关独龙族现实和未来生存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较为切实的方向，首要的基础当然是把独龙族的生计方式“放置到他们的社会总体性中”展开研究，从它的自然与资源基础、文化基础等入手，以期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与理解。 从生态分析的基点来看，“地球上每一具体的生物圈的规模和资源是有限的，其中的物质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有生命，但是在另一些特定时段无生命，正是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与能量之间不断进行着的相互交换或再循环，才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的生生不息的力量与演变。”从物质交换与能量转换的角度看来，生物圈产出能力的表现，即是生命体的多样化存在，任何一特定空间的全部生物的产出率或多或少都是由环境参数确定的。“在长时间内，一个特定空间的任何一个生命体对资源的可获得程度，受到该空间的生态能否实现平衡的制约。而这一空间各种资源的价值，也就取决于生命体活动形成新的平衡成本。”如果说，“资源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得到稳定的一套生态系统，它们有着生成对人们有价值的东西的相互关联的速率、和使不同生态系统得到维持的相关成本。这些系统决定着特定技术条件下环境的可能开采率。在这一套可能的生态系统之外，没有任何需要不同开采率的活动能够在环境中得到稳定”。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克劳洛河与麻必洛河在迪瑟姆山脚相汇于斯任，始称独龙江，进入今缅甸的恩梅开江而流入印度洋。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条百余公里、面积为1994平方公里的独龙江峡谷。东西两面为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一系列海拔4000 米以上的绵延山峰所夹。北部是平均海拔4000 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从斯任以南到今缅甸的葡萄平原，史称俅江，即为独龙族先祖聚居之地。四周高山险阻，从南面葡萄平原溯恩梅开江北上成为进入独龙江峡谷唯一相对便利的通道。从北边的青藏高原南下至邻近的察隅，平均海拔陡降至2300 米，成为藏南最美好的宜人之地。而察隅四周则布满了10余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从察隅南下进独龙江，也需翻越两座4000米左右的雪山。察隅的宜人之享，极大地消解了人们南下之愿，使独龙江峡谷成为人迹罕至之地。正是这一地理阻隔和族群分布的历史沉淀，使独龙江成为了独龙族一族聚居之地。“在横距不足数里的峡谷中，从高黎贡山卡瓦卡普的最高海拔5128米，陡降到独龙江出境地的最低海拔仅为1160米”，垂直高差近达4000千米，以其独特的立体气候和环境，贡献了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生态群落。独龙江峡谷具有丰富多样性的生态群落资源，这种生态的整体性本质，进而演化成了多种生物共存、汇聚、迁移、演化和交替成复杂的、稳定的生态系统，在这独特的生存空间中，独龙族习得了多样化的生存技能，培育出了极为丰富的生态智慧，使得采集、渔猎与刀耕火种三足鼎立的多样化生存方式的形成成为可能。 人类的社会经济，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问题基础是认定每一种经济类型都是和自然的一种交换，而促发经济类型改变的原动力是人口压力与外部介入。“如果人们的经济介入，打破了各种关键资源的收支平衡，就会使其所带来的变化具有高度不稳定性，极端情况下会引发长期的衰退，最终导致系统丧失了产出能力。”而独龙江峡谷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中国人口较少、而聚居程度最高的独龙族的一族独居之地。并成就了渔猎、采集与刀耕火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正是基于大自然丰厚的资源馈赠，依赖于动植物的自然再生率和生态周期，以资源限度相适配的人口基数为核心，实现了在其封闭的生态圈内的物质交换与能量转换的平稳循环。 整体看来，独龙江峡谷数面皆由高大山脉环阻，自成一个封闭而独立的地理单元。其对外通道的改善经历了艰辛的历程：迄至20世纪50年代，整个独龙江的内部与外部的通行皆为步道，小道四周陡崖绝壁，大多仅数掌之宽。独龙江的江面并无桥梁，在横距均50米的江面上，穿梭于两岸而进行的对外交往仅仅依凭藤索编织的溜索，与外界的交往极为不易。如从独龙江的上游北部可到达察隅、察瓦龙等藏地，但需历时一周攀越数座海拔4000米左右的雪山，过无数危险落石地段，飞渡溜索才能抵达。而与东面的怒族、傈僳族、纳西族等的接触与交往则需翻越巅峰为5000余米的高黎贡山，虽有多条步道可达，但皆行路不易、耗时颇长。从1954年开始，在以前一条步道的基础上所开辟马帮道，历经8年，最终在1964年才打通独龙乡通往贡山县城的第一条人马驿道，至此后马帮运输才在独龙江兴起。第一条从独龙乡通往县城的公路，经30年筹划于1999年才建成，仍遭遇了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期，直到2014年独龙江隧道的开通，才彻底结束了独龙江与外界长达半年阻隔的封闭。自然地理阻隔对他族介入的屏蔽，使独龙族获得了一个相对平和安宁的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承认，“人口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是扬弃和破坏共同体原有的存在条件和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话”，那么形成与维系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关键因素，就是独龙族的人口变化一直保持着极高的人均资源占有比：“人口密度在1950年前每平方公里小于1人，1960年的人口密度为1.1人，到1990年代也仅增至2.03人。”而另一方面，独龙族采集-渔猎-刀耕火种这一经济体系，依然总是在人口与资源基数调适的平衡关系顽强地存续着。正是在此前提基础上，独龙族的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都有其足够的拓展空间，但这三种生存方式和技能都未一枝独秀，而是在三者的互补协调中，演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的生存基点、生存而非占有的经济取向使独龙族并未去寻求新的生存手段或技能，他们对原有的生存技能的坚持和对其生存方式的恪守，以采集、渔猎与刀耕火种合力构筑起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 如果“没有哪一代人是有意识地要做出什么巨大的变化，看来人们通常是接受这个过程，将其作为获得人类所需资源的自然手段”的话，那么，正是采集—渔猎的“不过分攫取”和刀耕火种的“低度生产”才保证了独龙江峡谷生态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的迅速和有效。如果我们在整体新陈代谢的基础上来审视生态系统的能量循环，从关注物质数量累积的单位效率，转化为对能量转换的投入产出的效率，那么，可以说独龙族在此生境中所形成的三位一体的经济体系是最富效率的，也是最具有生产性的。正是三者的平衡互补而非分离，使得该地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远远超出当地独龙人的需求，尚未危及到生态系统的整体平衡和稳定、保证了整个生态圈内所有生命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在生物圈规模和资源有限性的制约下，独龙江峡谷的生态圈，正是依凭于生计的多样性这一重要要素，才避免了为有限资源而展开的残酷斗争。独龙族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核心在于对多样性的尊崇，对关系、依赖和整体性的强调。三者之间并非呈现出静止的固态，而展现为一个其组织结构内部具有动态变化的系统。 在经济行为的文化阐释基点上，不同民族社会所依存的物质环境是被不同的民族文化所组织建构起来的，如果说，不同的经济行为在本质上是不同民族的生存行为的一种具体展现的话，那么，不同的情景互动与文化模式的分享就是实现经济行为的必然前提。就是说，不同的民族社会的文化基础也就为不同的经济行为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意义图式。独龙族对其生境所保持的观念，并非是把大自然作为需要征服与对抗的对象，他们并不把自身及自身有关的一切与自然区分开来，而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割裂的整体存在。其长期存续的采集-渔猎，直接的立足点就是生物的自然循环周期，适度征集也就成为其最基本的生存策略。即便自18世纪铁器的引入，生产性种植这一新角色进入到了独龙族的经济体系中。然而，在原有文化逻辑的强力推动下，刀耕火种成为独龙族生产性种植的基本方式，“充分接受大自然馈赠”成为独龙族整个经济生活的基调；“生存而非占有”成为其一切行为选择的向度；鄙夷“过度攫取”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 “人-自然”的关系问题所带给我们的，是它把人的问题放置到一个大尺度的时空背景中，使我们聚焦于人的生产体系和方式的反思，并且又超越生产活动。如果承认：“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那么，“人-自然”关系中的价值或意义，是使自然体系在人的社会体系中转换为社会性的存在。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人类社会中，均呈现出彼此完全不同的聚集模式或构成状态。这一简单事实表明，不同民族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模式、经济类型等，构成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自然秩序的描述，这种描述总能同样多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及其各自的不断变化的关系。”这样看来，如果说，我们承认不同的民族社会在一个具体的时代与环境中，所形成了特殊的生产生活模式，有着多样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以采集-渔猎为代表的前现代社会就有着与现代社会差异极大的原则。我们当人类自诩为万物的主人时，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起了对自然的控制，所谓今天的自然，就是一个以人居于主导地位的特定的生态系统。“但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所有这些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对多年渴望的实现，并没有增加他们能够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程度，并没有使他们更幸福。” 现代经济的目标指向是价值，这也就隐含了把“占有”塑造成幸福的要旨。而独龙族社会恰恰与此相反，其经济的指向是使用价值，生存而非占有是其整个文化的要义。独龙族并未以对立的基点划分人与自然的界限，相反，人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此一文化逻辑把他们一切经济行为都与大自然相融通，以万物有灵的信仰之基，演出了人与山神、猎神、土地神等等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的灵界，把人、野兽、森林和亡灵都联系在一起。 上述分析让我们看到，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人们面对不同的自然禀赋时，毫无例外地都是通过文化认识资源，依凭生存技能获取资源。经济类型的问题，实质上是指“文化与技术、资源与劳动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不同的文化经济类型运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生存技能及其所利用的资源的性质。由此形成的生存方式或生活模式，就以制度、信仰之基、包括居住法则、血统、村社规模及位置、行为选择等等的差异而呈现出来。独龙族的生计方式体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观察地球的生命结构的方式，它把所有地球上活着的有机体视为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应该说，独龙族的生态智慧一种对关系和整体性的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