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2:11:36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陈延斌 参加讨论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民族地区多数位于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因此，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在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文章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对比性研究，从而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的适度性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组织；民族性;适度性；均衡发展 【作者简介】陈延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经济。 社会组织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组织是指人类进行共同活动的群体形式，如行政机关、学校、军队等等。本文讨论的社会组织是狭义的社会组织，即组织的设立不在于获取利润，净盈余不得分配，由志愿人员组成，实现自我管理，具有独立、公共和民间性质的组织或团体。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确立，社会组织在发展公共政策和监督市场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效用，对“润滑”经济发展过程、提供生产与生活所需要的资料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对于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这些政策因素对于社会组织在区域经济中发挥作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结构优化对于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民族地区而言,社会组织的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与匹配度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一、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适应性的数量分析 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模式下，社会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化。政府机构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协同，公民积极参与的共建共享的多元中心治理格局逐步形成。社会组织由政府授权，获取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权利，同时又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场域。因此，社会组织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关键一环。社会组织通过市场机制与区域经济相互勾联，进行互动和演化。简言之，社会组织系统为区域经济系统的结构优化提供所需的资源要素以及良好的社会秩序，自身系统又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获取组织生存所需的人力以及资金等微观要素。 在现代区域经济理论中，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促使一定空间范围内有限资源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实现产出的最大化。随着开放性经济的深入以及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区域经济产出的产品也不断多元化，因此涉及到的社会资源与领域也更加广泛，工农业、文化业、教育业等社会领域的发展程度与结构协调性都进一步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要素，这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中治理领域的全面性相契合。因此，实现社会组织与区域经济的有效适应，从外部分析的视角，一方面要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考虑社会组织的总体数量即规模上与区域经济的匹配度；另一方面要从结构分析的角度出发，考虑社会组织的部门结构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从内部分析的视角，社会组织自身的规模与运营水平也是影响区域经济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出发，对民族地区与全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性研究，从而总结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的适应度。在样本选取上，本文以少数民族聚居的五大民族自治区以及少数民族成分较为丰富的云南、青海、贵州三个多民族省，以这八大省级单位为样本进行对比分析。 （一）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整体数量分析 社会公共组织应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而物质生活的丰富也会伴随着精神生活的需求增长。所以各种社会组织的规模也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发展起来。当然也应看到，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群体模式，其数量发展与区域内人口数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口基数的增长必然会带来社会需求多样化的增长，而社会组织作为提供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其数量也应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而增加,来满足增长了的需求。因此,本文采用人口数量（XI）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X2）作为影响社会组织数量（Y）的解释变量，以1996-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Eviews8软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到的回归模型如下。 Y=-1527688+13.33802*XI+0.468532*X2 t=（-3.085354）（3.368121）（5.457763） 其中： R-squared=96.81%,AdjustedR-squared=96.43%,F-statistic=257.8216,tl=3.368121,t2=5.457763,D-W=0.559710  理论意义检验： 我们看到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口数量的系数都为正，表明社会组织的数量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成正相关关系，这也与我们先前论述的理论相一致，即社会组织的数量应和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统计意义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 R-squared是检验模型与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的一项指标,在回归结果中R-squared=96.81%，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AdjustedR-squared=96.43%，说明模型与实际情况非常符合，模型具有很高的解释性。 （2）显著性检验 t检验:模型的样本容量为n=20,变量的个数k=2,因此在给定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查t表中自由度为17（模型中n-k-1=17）的临界值，ta（E5（17）=2.110,而模型中两变量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两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F检验：该模型的F=257.8216,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0.05下，临界值为F0.05（2,17）=3?59，因此，F>Fa（k，n-k-l）,所以该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 因此，该模型在方程的总体线性，变量的显著性以及与实际的拟合优度上均通过检验，说明社会组织的数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人口增长对于社会组织数量增长作用更加显著。 此模型是依据全国社会组织数量、人口数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进行回归分析的，它代表着全国社会组织的平均发展水平，因此我们以此模型为标准与五大自治区加上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份共计八个省级单位进行对比，看看五大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等三个多民族省份2015年的社会组织数量与其人口和GDP所处的全国发展水平是否一致。2015年,八大民族省份社会服务组织数量在全国占比16.12%,而人口比重占到全国的14.19%，GDP总量占到全国的10.89%。由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八大民族省份社会组织数量与其人口和经济发展在全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匹配度较高，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并没有与其他地区产生显著差距,甚至从总体数量角度而言,高于全国水平。在全国范围来看，八大民族省份的社会组织在全国数量结构分布上较为合理。 （二）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性分析根据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类别，表1-1统计了社会组织在八个省级单位各个部门的数量比重分布以及全国社会组织的部门分布情况。  由以上统计结果可以看到，从八个省级单位整体角度来看，就与物质生产紧密相关的社会组织而言，农业与农村发展社会组织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工商业服务组织比重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由于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低于中东部地区，城乡经济二元化特点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加显著而导致的。就目前而言，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趋向优化，农业组织与工商业服务组织的不均衡结构显然不适应城镇化和商业化的发展需求。在科学与教育领域，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略低于全国水平,社会文化组织比重则低于国家平均发展水平。受历史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影响，一些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宗教特点。尽管我国民族地区是文化多样性的宝库，但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的相对滞后与民族区域经济中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不匹配，呈现出不适应性。 （三）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内部运行基础分析 在社会组织的内部规模与营运水平的分析上，本文采取的是在民间非营利组织单位会计制度下的固定资产原价以及年度盈余两项指标。固定资产原价可以有效地反映社会组织运营所需的资金以及基础设施水平，是衡量社会组织规模的重要标准。年度盈余的正负项及数量规模则可以反映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补贴水平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营运能力。   由表1-2可以看出，八个省级单位的固定资产原价估值均位于全国的中下游水平，整体规模水平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规模具有较大的差距，呈现出二元化的发展现状。由表1-3可以看出，八个省区中四个年度盈余为正项，四个年度为负项，整体盈余水平位于全国中游。这一方面说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营运能力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显著进步，另一方面也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性资源投人。财政资金的投人保持了民族地区社会组织资金的流动性，但是其自身的制度建设、人力资源水平以及运行效率依然落后于中东部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内部建设水平依然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有较大差距,这对其发挥社会治理功能具有负面效应。此外还应考虑，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文化因素对民族地区社会组织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系统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其发展的关键性差距在于社会组织的部门结构不合理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治理能力不足。这种滞后性会影响其与区域经济的共同演化，从资源分配的有效性、社会服务提供的高效性等系统层面影响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就目前而言，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并不适应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的民族区域经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