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越南还逐渐放宽了对其边民在边境地区与中国边民交往的限制，允许“草皮街”形式的边境贸易存在；调整华侨华人政策，减少对他们的限制。这些举动都显示越南已逐步放弃反华政策，积极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述越南对外关系时，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增进与苏联的团结、合作”，革新越苏合作的方式，增进效果，与此同时，要“促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逐步扩大越中合作，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越共七大已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了党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并在党内做了一些统一思想的工作。
从外交关系行为层面考察，中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现为越南领导人两次来访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秘密会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级会晤。两次会晤的精神实质一致，即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中越关系。阮文灵在成都秘密会晤时，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还表示：“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借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来表达成都秘密会晤的重大成果，并对两国领导人的北京高级会晤给予肯定，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
成都会晤直接推动了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党两国关系在内部解冻的开端。1991年8月10日，中越两国副外长同时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通、邮电等关系。尽管中越各方面的联系全部落实尚需时日，但此举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也为越南代表团随后正式来访和双方举行北京会晤做了铺垫。北京会晤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从冷战后期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演变看，越南在恢复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也适应自身周边外交战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时机。调整了对越关系。中越两国从反目为仇、相互对峙，发展到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两党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首先是以各自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内在需要为根本依据的，其次也是以客观评估国际和地区形势为基础的。内外因素的结合和互动影响，使两国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新思维，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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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日益凸显。在邓小平新时期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尤其把与周边近邻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置于重要位置。对越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部分，体现中国总体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中越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和两国上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发展友谊的迫切愿望。正常化以来，中越关系从传统的睦邻友好，逐步走向全面合作，呈现出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和平稳发展趋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交往不断深化、内涵丰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保持高层互访，以密切的政治交往推动两国的关系从恢复传统睦邻友好的较低层面发展到“睦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较高层面。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国高层领导人每年都要进行互访。在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访问中，1994年江泽民访越提出了“明确方向，逐步推进，大局为重，友好协商”发展两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16字方针。1999年2月黎可漂访华，两国领导人又商定指导21世纪两国关系的16字方针“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2年2月，江泽民访越，对16字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发展中越关系，相互信任是基础，长期稳定是前提，睦邻友好是保障，全面合作是纽带，共同发展是目标。江总书记提出的中越两国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已成为指导近年两国关系发展的“四好”精神。
2005年11月，胡锦涛访越进一步阐述了“四好”精神的深刻内涵，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并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相关”，引起强烈共鸣。时隔一年之后，2006年11月，胡锦涛再次访越并出席在河内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这两次访问对目前中越关系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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