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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悦]论当代网络文学对中国神话的创造性转化(2)


    神话符号的转义与重生
    网络小说重述神话的第二类立足于补白。在这类作品中,神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史前史”,在信史观念的主导下以合理的情节和人物填充史书和考古的留白,追求一种类似历史小说的效果。这类作品以《山海经探秘》《巫颂》等为代表。以叙事补白上古史的作品接近于传统神魔小说,在以往的神魔小说中,传统神话仍然是意义与合法性的基础,实际上神魔小说是用理性和逻辑解释神话观念,这种理性主义的神话观事实上造成了对神话的消解,预示着后启蒙时代的到来。本文想要重点讨论的是网络文学处理神话题材的第三类,即强调“异”,强行剥离神话与现实的联系,通过调用神话意象和神话符号来建构一个现实之外的平行世界。在这个虚拟的异界中,各种神话符号可以随意拼接组合,重点是突破现实法则的限制,实现想象力的飞跃。在这个世界里,神仙、异兽和法宝都成了道具,神话的神圣性已经几近消解,时间和空间的限定被打破,神话世界成为与“怪”“奇”并列的异界。这种策略突破了单一文化传统的限制,神话符号与传统内涵的既有关系被彻底剥离,自由地服务于读者需要和商业逻辑。这种现实主义框架下无法提供的自由度,是神话题材备受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也使此类神话题材作品过于随意,面临“胡编乱造”的风险。
    以“爆款网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为例。这部作品2008年署名“唐七公子”,以网络连载的形式发表,后来分别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纸质版本,2009年港台版出版,2012年、2013年出版了泰国版和越南版,2016年英文版To the Sky Kingdom出版,曾经一度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位列中国小说销量第三名,仅次于《三体》和《狼图腾》。各种版本的实体书销量突破500万册。2017年春节期间,电视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浙江卫视、东方卫视上播出,引发收视热潮。后来又被改编为电影在春节黄金档上映,相关的文化衍生商品也一度非常流行。经过十年的酝酿发酵,这部作品成了网络文学改编为电视剧的一个成功案例,被视为“玄幻爱情第一IP”,几乎成为玄幻题材影视剧的标杆。故事讲述了女主角白浅与天帝之孙夜华绵延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故事发生在神界九重天,白浅是青丘之国的九尾白狐修炼而成的上神。虽然出现了九尾狐这个著名的《山海经》怪兽做主角,但内涵已经完全不同。这个故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借助传统神话的时空体系,为情爱故事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原本不过厮守终生的情爱被放大,突破了生死大限,延绵三生三世,从而强化了爱情内核。在这个过程中,神话彻底沦为背景,九重天、上神这些传统神话要素被彻底虚化为背景,失去了文化内涵。这种虚化的策略,避开了神话本身复杂晦涩的部分,将“脱水风干”的神话符号重新组合拼接,有利于创造出全新的符合消费语境的当代故事。
    不同于前两类作品试图从神话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做法,这一类作品的创作者几乎是以后现代的手法重述古代神话,作品呈现出零散、拼接和平面化的特征。2009年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作者表示:
    我对上古神话故事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看过这本书的读者大概都能在里边找到《山海经》的一些东西,我记得有一位热心读者还把里边涉及《山海经》的地名、人名、典故一一挑出来注明了。我是个俗人,古典文学的文本看得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是高中时期阅读的。因为从小就喜欢上古神话故事,后来觉得以这个背景自己写个故事肯定很好玩儿,于是开笔了。
    在作者看来,上古神话提供的只是背景,地名、人名、典故是零散分布的符号,而这个背景中的九尾狐、大荒、青丘都是可以被割裂、再拼接的符号,这些符号在幻想文本中可以被提纯放大,服务于作者着意建构的爱情故事。与江南、今何在等人试图借助传统神话建构拟宏大叙事不同,唐七公子始终强调自己写作的私人性和娱乐性,这意味着网络文学中的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后现代精神,神话更加接近于民间故事。杰克·古迪说过:“神话是民间故事的核心。民间故事的意义在于:它是破碎的神话。”在此类改头换面、重新复活的神话故事中,上古神话的符号本身所负载的意义变得无足轻重,它们出场的任务只是唤起读者对一个超现实场景的想象。德里达曾描述过后现代社会对符号的“征引移植”,即符号可以被移植到不可预见的语境中去,也可以被以想象不到的方式征引,所有符号都可以被放在引号里征引、移植、重复,而不一定符合说话者或者写作者本来的意图。神话的破碎与符号的变形置换正体现出这种后现代的文化属性。
    我们不妨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九尾狐为例,探究上古神话符号在网络小说的语境中发生了何种变异,这种变异有何意义。九尾狐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南山经》中:“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这时的九尾狐,既没有性别特征,也没有特别的伦理属性,能够吃人,也能够被人吃,和《山海经》中海量的怪物一样,就是一种灵山出产的怪兽。在后来的儒家传统中,怪兽都被分配了道德属性:在东汉的《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中,九尾白狐被视为“王者之证”。到了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妲己被认为是九尾狐的化身,但脱去了祥瑞的属性而成了败坏社稷的祸水。从吃人的怪兽到盛世祥瑞,再到红颜祸水,九尾狐始终被视为与天意相关,是一种负载着道德观的神兽。九尾狐这个神话意象从青丘走向庙堂,从怪兽变成美女,意义虽然几经转换,但始终围绕着天人感应的核心,是一个表达天意的异类。
    这个神话形象被移植到了当代网络小说中,白浅这个九尾白狐修炼而成的上神心无旁骛,历尽天劫,出生入死,三生三世都执念于男女之情,是现代人本观念覆盖传统天人关系的鲜明例证。在小说中,九尾狐白浅爱恋的对象夜华是天帝之孙,几番轮回也在神仙圈里打转,成功摆脱了现实的伦理羁绊和价值评判。这种“失重”的效果是网络文学作者为爱情至上的价值观刻意营造的,青丘也好,大荒也罢,都是主人公绵延不绝的爱情的背景,其中绵延的桃花,抽离了古典文学中“宜其室家”的伦理意味,化为粉红色的爱情象征。这是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一种信息损失,但也是神话符号化的必然结果。占据中文书名中心的“桃花”意象,在英文版书名To the Sky Kindom中隐而不显,也验证了这一点。
    网络小说中常见的这种架空背景,是读者摆脱现实羁绊的要求的反映,神话幻境与怪兽都从传统中被切割出来,重新赋义。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那样,神话具有表意文字式的任意性:
    神话是一种纯粹的表意文字系统,形式再现概念,但还是由概念赋予形式理据性,不过远远不能覆盖再现行为的总体。这就像历史上表意文字日渐远离了概念而与声音相结合,于是越来越变得失去了理据性,神话的减弱、磨损同样也可凭借其一直所用的任意性来确认。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网络文学对神话的符号化、转义式用法,正是神话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这类小说中,传统的道德法则往往被人本主义的情感要素替换,群体共性被落实为个体的精神历程,整体作品从道德寓言转变为世俗传奇。如果我们把传统神话看作一种公共性文体,那么可以说在自由创作时代被个体创作打散的结构-意义体系,在虚拟空间中又重新被召唤,但这一次聚集在神话大旗之下的已经不是原来的信仰者。同样,这些装了新酒的旧瓶是否还指向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显然要打个问号。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成功正是因为赶上了启蒙主义的落潮期,为个体情感的极致放大与书写开辟了更大的时空维度,脱离了固定背景的神话符号由此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这部“爆款”网络文学作品及以后根据其改编的电视剧,最为人所称道的标签就是“虐恋”。“虐”是营造情节起伏的手段,最终核心是至高无上的浪漫爱情,上古神话只是将这种爱情至上的现代话语进一步提纯放大的背景。对神话符号的挪用、拼接和重新赋义在当代网络小说中非常普遍,并非某位作家的独创,迎合了网络小说“浅阅读”和“爽文”的内在要求。在消费文化主导下,“浅”意味着卸去沉重的文化负载,靠着符号、场景、细节制造打动读者的效果。或许正是因为主动封闭了作品与现实、与传统之间的闸门,神话符号才在幻想领域内获得了新生。借助这部“爆款”网络文学作品,九尾狐终于摆脱了妖孽或祥瑞的意义负担而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其背后的深层动力,则是人本主义的话语取代了宏大叙事的传统,消费文化的狂欢盖过了集体记忆的积淀,粉红色的“密索斯”充当了“逻格斯”的点缀。推崇浪漫爱情的“虐恋”主题覆盖了“祥瑞说”和“祸水说”,这是网络文学对神话故事的创造性改写,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真实写照。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开创了中国神话的商业改编之路,它之所以具有跨媒体、跨文化的魅力,恰恰是因为对神话作了切分和意义的简化,这种虚化背景、突出主体的模式在最大限度上迎合了消费社会的特点。神话题材大放异彩当然值得庆幸,但值得反思的是,经过肢解的神话符号,在不同作者的笔下被随意调遣、剪裁、拼接,神话的传统内涵被抽离,在这种虚幻热情主导之下,现代人是否会离传统越来越远?
    神话结构及其心理功能
    传统神话在网络文学中空心化、平面化、简单化,是否意味着神话的全面失效呢?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网络文学天然具有“读者向”的创作特点,神话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深层结构和心理功能。
    从中国网络文学大本营“起点中文网”开始,网络文学就被划分出一系列题材类型,其中与神话关系最密切、最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包括架空、玄幻和修仙,这种划分显然着眼于题材。除了故事和符号之外,神话模式和结构也是网络文学借重的资源。如前文所述,从受众和功能来看,网络文学天然带有民间文学的属性。这种民间文学属性首先表现为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曾经主宰着口头文学的时代,随着书面文学的兴起而式微。在某种意义上,互联网恢复了这种互动关系,很多网络小说体量突破了印刷媒介的常规,动辄几百万字,创作周期长,而且通常以连载形式发表,保持吸引力的奥秘经常被表述为“爽文”。“爽文”的崛起,表明了读者的重要性上升,也提示着一种文化逻辑的更替,即“审美消费”被重新整合到“普通消费”中。在布尔迪厄看来,这种大众化的审美取向“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作为学院美学基础的‘感官趣味’与‘反思趣味’、‘肤浅’愉快与‘纯粹’愉快之间的对立”。其中以爽为代表的“肤浅”愉快被归结为无需门槛、迎合人类感官的可感性愉快,与之形成对照的“纯粹”愉快则注定“变成一种道德至善的象征和一种升华能力的标准,这种升华能力规定了真正有人性的人”。从另一个方向来看,“爽文”当道或许意味着文学自身功能的强化,摆脱了文以载道的沉重和作为精英阶层文化资本的炫耀功能之后,网络“爽文”充分实现了文学的心理效果。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投入大量的时间和感情阅读上百万字的长篇叙事文学就像一次漫长的叙事治疗:在长期的跟随阅读中通过代入和移情满足心理期待,甚至宣泄在现实中被压抑的情绪,从而实现心理上的代偿作用。神话传说正是在传统社会中承担这一功能的“成熟药物”。
    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诺斯罗普·弗莱认为:“每个人类社会都有某种口头文化,其中小说(fiction),或者说故事,占有显著的位置。”“有些故事不太重要,有些可以说完全是为供人娱乐。这意味着,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想象需求。”作为一种大众性的文类,类型化和套路是网络文学鲜明的特点,这种特点很多时候被视为网络文学同质化的表现。事实上网络小说一直在套路和反套路之间曲折前行,基于大众心理需求的深层结构是其联通大众文学和传统经典的脐带。“那些生命力强大、可以衍生无数变体的类型文,大都既根源于人类古老的欲望,又传达着一个时代的核心焦虑,携带着极其丰富的时代信息,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快感机制和审美方式。”这些想象的需求表现为古今传奇故事中相通的结构的长盛不衰,“在希腊传奇中,人物是黎凡特人,环境是地中海世界,常规的交通方式是帆船浮板。而在科幻小说中,人物或许成了地球人,环境成了星际空间,困于敌对领域的则换成了宇宙飞船,但故事叙述者的策略仍基本遵从同样的模式脉络”。在浪漫爱情被奉为新神话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虽然白浅和夜华贵为上仙,但他们的故事仍暗合传统民间故事中相恋、误会、考验、牺牲、复合的固有结构和套路,甚至仍然延续了民间故事中广泛使用的“事不过三”模式。正如“三弃三收”的神话结构早已沉淀为民间故事的固定桥段,在注重套路和结构的网络小说中,源自神话的叙事结构其实从未过时,而一直是以最小代价撬动读者心理认同的利器。
    再比如网络文学中最为常见的“屌丝逆袭”结构,其叙事程式直接承袭于武侠小说,但深层心理机制也重现了约瑟夫·坎贝尔提出的“英雄之旅”。只不过,“屌丝逆袭”和“英雄之旅”的主角地位进一步下移,而且为了实现“爽文”的阅读体验,网络文学普遍采用了“欲扬先抑”的叙事策略,即在叙述主人公的上升经历之前,更加充分地铺陈其前期受侮辱、受践踏的“英雄史前史”。这种对传统程式的适应性调整,就是顺应读者情感需要的策略性改变,因为读者只有通过移情式的体验与主人公产生心理认同和代入感,才能体会到意料之中的成功所引发的愉悦感。通过上百万字的追读和互动,贯穿千年的英雄历险成了一次漫长的心理治疗,对读者来说,这种情感上的满足与宣泄放大了神话的另一重功能——心理疏导。
    结论
    纵观网络文学20年的发展,网络文学不仅体量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类型和内涵也逐渐丰富,中国神话在其中影响力不断扩大,热度持续上升。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基因库,兼具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发展和道德准则的心理基础,借助神话,网络文学找到了接入中国文化传统的丰富接口,体现出当代人深层精神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机制和文化工业对传统的多面影响。由于这种根植于互联网的文学样式受到意识形态主导、技术手段影响、市场化取向和资本的强势影响,具有消费性、商品化的特征,相应的中国神话在其中也呈现出空心化、碎片化、符号化的特点。与传统语境相比,神话题材保持了魅力但信仰功能弱化,神话符号依然具有号召力但其内涵发生转换,这无疑使得神话原本承载的文化内涵发生流失。但与此同时,当代网络文学中的神话已经从原来具有神圣性的叙事逐渐过渡为个体创作的舞台,从一种信仰体系转变为心理现象。浪漫主义的想象、国族主义的身份认同、商业法则和消费逻辑的互相作用,对中国神话作出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再造。借助网络的传播能力和互动机制,神话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其心理功能也进一步强化。当然当代网络文学的体量和丰富性决定了所有的概括都难免片面,很多问题的讨论都有待展开和深入,比如:网络文学在对神话的选择上有什么偏好?这种偏好是如何形成的?传统神话在转化的过程中受到哪些外来文化要素的影响?又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强势媒介的侵入?这些都是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文章原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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