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把整顿推向了“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教育文化领域
教育、文化领域，是“四人帮”长期控制的领域，“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教育、文化领域里发起。在夺权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掌握了教育、文化领域的大部分领导权，因此，教育、文化领域受“四人帮”的侵害也最重。当时，教育、文化领域里极左那一套做法盛行，在全国各地高校，入学后的学生很大部分时间不读书，而是搞政治运动，参加劳动。中小学也不上课。在文化领域，除了八部样板戏外，其他许多优秀戏剧一律被封，许多新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也被封杀，全国文化领域处于一片萧条状态。看到这些，邓小平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在教育、文化领域里推进整顿，实际上是捣“四人帮”的老巢，必然遭到“四人帮”的反抗。对此，邓小平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把整顿推向教育、文化领域。
从1975年4月起，他多次找教育部长周荣鑫谈话，支持周荣鑫着手整顿教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5年5月起，周荣鑫多次召开教育部内部的座谈会，还在各高校召开干部、教师座谈会、汇报会，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同时，周荣鑫针对“四人帮”对教育的破坏，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实际上都是贯彻邓小平与他谈的关于整顿的观点，都是针对江青、张春桥等散布的“知识无用论”，“知识私有论”，“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理论”的，受到了教育界的欢迎。接着，在教育部办的《教育革命通讯》上，根据邓小平、周荣鑫的观点，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这些文章，直接而有力地反驳了“四人帮”在教育界散布的极左思想，对于纠正当时教育界里存在的错误思想，促进教育整顿，起了重要作用。教育部还派出一些干部到各大中学校宣传整顿的意义和思想，顶住了重重压力，调整了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许多高校出现了老师纷纷开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1975年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443页）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不久，邓小平就向政治局全体成员进行了传达。7月9日，邓小平就召集新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开会，也向他们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还说，我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治研究室帮他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邓小平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史料见《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10页）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有关材料后，整理出一份系统材料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仔细阅读后，形成了意见，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就引发了7月14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毛泽东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纸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毛泽东发表上述谈话后，邓小平拿起这个谈话作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并开始大胆调整文艺政策。正好这个时候，邓小平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分别写给毛泽东、邓小平的。张天民在信中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要求重新上映《创业》。邓小平把这封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在张天民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作了这个批示后，邓小平立即组织传达。由于文化部被“四人帮”控制很严，一时不好进行调整，邓小平就从批准解禁文艺作品入手。7月和8月，邓小平亲自批准解放了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一大批文艺作品，一时间，许多好的电影、戏剧都公演了，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现，文艺舞台被八个样板戏独占的局面被打破了。
邓小平对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整顿，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仇视。他们不仅攻击邓小平是要“搞复辟”，“搞回潮”，还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但是，邓小平仍然下决心，坚决整顿文艺。
邓小平拿起理论武器与“四人帮”斗争
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就考虑到要用理论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他对胡乔木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防修的文章。”邓小平还给胡绳出了不少题目，包括三个世界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等题目，要他们考虑写文章。邓小平还说：“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05页）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周恩来决定，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四人帮”不满的人。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人。成立后，除了邓小平出题目写作之外，还要求他们针对当前国内实际，写出重要的文件和文章来。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到任后，搞调查研究，组织人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文件，还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的意见，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看后，邓小平认为好，但还有些不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一些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让他们研究、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加大了理论力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了解答，而且从理论上批了“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久，邓小平又交给邓力群一个任务：由他主持，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出初稿后，邓小平看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又经过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做了大量增删，于10月拿出了二稿，原拟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但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没有发表。《论总纲》在前一稿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形成的观点。该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论总纲》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反革命活动。文章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切政党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文章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三篇重要文章，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经验总结，也是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时，就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抄了。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直到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因此，“四人帮”对这些文章恨之入骨，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攻击这三篇文章是“三株大毒草”，并且把这所谓“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各基层单位，直到公社一级，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印本，供人们批判。他们还说，起草这三篇文章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是“继旧中宣部后一个阎王殿”。写这三篇文章的人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不料，“四人帮”这样做，反而扩大了这三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三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启发了人们进行思索，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历史同“四人帮”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本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的三篇重要文章，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本来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整顿正确的人们，又通过读这三篇文章而从理论上体会出整顿的正确。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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