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此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因此，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因此，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经常讲邓小平的坏话。
11月2日，毛远新在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开会时，邓小平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认为，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要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
邓小平处于闲置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搞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但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总理。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领袖对雷锋的题词时，却不发表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并且，《文汇报》还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说，“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四人帮”搞的这些把戏，蒙不住群众的眼睛，人们认清了“四人帮”的嘴脸后，产生了极大愤怒情绪。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全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且发展到了北京。
当全国各地发生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给了毛远新以可趁之机。
1976年4月1日，当南京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着。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窜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在那里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议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种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帮”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的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被迫中断，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