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姚文元确实窥测到了毛泽东内心深处隐忧和担心之所在。他当时这样搞，也确实迎合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因此，毛泽东开初，是允许搞评《水浒》的，对评《水浒》的宣传，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泽东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报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组织人写好并送给他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不仅如此，毛泽东在9月2日批准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稿的同时，还批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泽东所说的可不发内部指示，意思是说，可以用这篇社论代替中央关于评论《水浒》的意见了。毛泽东的打算，就是要让中央的地方的领导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党内是不允许有“投降派”的。正因为毛泽东有这样一些想法，才为“四人帮”所利用来大做文章。
已经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见评《水浒》是个机会，又跳了出来。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亲信骨干“吹风”。她把几个亲信骨干叫来说：评《水浒》有“重大现实意义”。毛主席为什么要评《水浒》？要想想。“《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江青所说的“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邓小平架空毛主席。接着，江青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宣讲评《水浒》。在宣讲中，她东拉西扯，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张春桥也在各种公开场合宣传说：为什么评《水浒》？就是因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当代投降派”，就是因为眼前就有修正主义。连根本不读书，不懂得《水浒》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的王洪文，也急忙找来一本《水浒》，粗看了一篇，就到处去评论《水浒》，他假装内行，散布说，毛主席就是要反对“现在的宋江”，就是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帮”觉得光是他们到处宣传还远远不够，他们设想要搞一场波及全国的更大的政治运动。
邓小平不为所动沉着应对
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
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和另外两个副书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等人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信后，认为信中说得有理，就把他们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等人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人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当年的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等人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等人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毛远新留下当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已经向政治局通报了。毛远新从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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