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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尊重与支系尊严——基于中缅边境景颇族波拉支系语言生命力的研究


    摘要:普遍来说,人口较少民族易受外界文化冲击,传统文化会更快速地消失。但与之相反,中缅边境仅有500多波拉人使用的波拉语,却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波拉与景颇其他支系的同源异流分化到“识别”为“景颇族”的史实,以及波拉语在境内外波拉人与族源、地缘相近的浪速人之间易于交流的事实表明,在地理区位、居住格局、文化尊重与支系尊严、国家政策等使波拉语得以长期传承的多重因素中,同一村寨或家庭内非波拉人对波拉语的尊重、波拉人对其他语言的尊重,以及波拉人将母语视为支系尊严标识观念下的文化自觉行为,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基点,便是波拉人与其他支系、其他民族生产生活中的“谁也离不开谁”。
    关键词:波拉语;语言生命力;文化尊重;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督教中国化背景下农村基督教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3JJD850007);云南省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边民互市与跨国社会网络”阶段性成果(YB2015054);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中缅北界片马口岸茶山人民族志”阶段性成果(2017Sy10056)
    作者简介:高志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丽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人员(云南昆明,650091)。
    一、研究缘起:波拉语——一种使用人数极少却顽强传承的语言
    一般认为,人口数量与族际交往(或者说外界文化影响)决定语言能否长期传承。因此,不少学者担忧人口数量较少、受外界文化冲击强烈等因素,将导致民族语言快速消失。早在20世纪90年代,基诺族研究专家杜玉亭就指出,基诺语可能在30年内消亡。实际上,此民族语言的消亡速度比杜先生预测的还要更快。这一情况,在纳西族等非人口较少民族中也普遍存在。按此趋势,当下仅有500多波拉人口的波拉语应该面临严重的消失危机,但现实却与此相反。
    “波拉”自称“p?31la31 ”,与景颇族其他支系对波拉的他称发音稍有差异。如浪速称之为“p?31 l?31”,景颇称之为“p?31l?31”,载瓦称之为“ p?55 l?51”、腊期(茶山)称之为“p?31 l?51”。“波拉”,为波拉语,是“跟着走”之意。传说很久以前,一个景颇小孩总是喜欢跟着老人走,老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于是,人们就给这个小孩取名为“波拉”,其后代就是景颇族五大支系里的“波拉”支系。这正如景颇族另一个支系——高黎贡山中北部中缅界河小江流域茶山人的传说,因寻找丢失的牛却在片马意外找到新的居住地,而开始茶山支系的繁衍生息一样,这类历史记忆总是给族群成员以莫大的凝聚力。波拉内部又分为南当央嘛、巧嘛、石嘛3个分支,分支的名称均是其先民最早居住地的地名。但波拉人全姓孔,因皆发源于“t?ε31khau?35”家族而有其姓。“孔”,显然是波拉语原初氏族名称的汉字书写。此乃20世纪5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获得汉姓,或者其名字汉化的重要方式,即以其氏族或家族名称首字发音对应一个汉字作为姓氏。但需关注的是,波拉支系只有一个“t?ε31khau?35”姓,就表明其家族名称将古往今来生、死两个世界的波拉人连结起来。这与“波拉”来源传说一样,透视出其浓厚的祖先崇拜与前喻文化痕迹的延续。这是否与波拉人通过母语的使用而捍卫其支系尊严有某种关联?
    波拉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的五岔路乡勐广、三台山乡允欠一社、 梁河县勐养镇帮外寨的帮外及勒奔、陇川县双窝铺等山区、半山区。据笔者入户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境内一直仅有460多波拉人。其中,约三分之一人口聚居于勐广中寨和允欠一社,称为“波拉大寨”。勐广中寨有43人,允欠一社有78人;其余约三分之二人口因婚嫁、生计等因素零散分布于其他支系的景颇寨子。这说明波拉人口基数小,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多年未增长,但散居特征却很明显。其散居范围广及芒市境内的三台山乡允欠村、五岔路乡勐广村、弄弄村、项丘村,西山乡板栽二组,城郊的桦树林等众多村寨。另外,在梁河邦外,以及陇川双窝铺、王子树、帕浪弄村等地,也有零星分布。作为跨境族群,在与德宏相邻的缅甸九谷、邦卡、帕铺,波拉人也有100多人,人口增长同样极为缓慢。帕铺有一家波拉人,据说是180多年前从中国移居缅甸,语言与国内的波拉语没有区别。境内外波拉人与其他景颇族支系一样,跨境共享传统的原始宗教与基督教文化。尽管波拉人人口稀少,但历史上长期沿袭游耕游猎生计方式,单位人口所需占有的土地资源却不少,导致其分布地较广。地广人稀,却能够把如此“小众”的语言传承下来,表明其语言生命力之强大。
    据语言学家研究,波拉语共有声母28个,韵母63个,声调4个,“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在同语支的不同语言之间,波拉语与浪速语最为接近,其次是接近于缅甸语。各地波拉语基本一致,无方言差别”。调查发现,波拉语是景颇族中人口特少的一个支系的通用语言,并与同一区域的浪速人用各自的语言交流而无障碍。那么,彼此之间就有支系分离历史较短、长期共处同一区域,并保持密切的族际交往的可能。
    对学术研究而言,波拉语是被新“发现”、新记录的一种语言。这可能与其分布区域偏僻、使用人口极少而长期被外界忽略有关,故对其研究也起步较晚。1980年以前,国内外有关藏缅语研究的著作中未见提及波拉语。如1975年龙华的《云南少数民族史志·景颇族》中写到:“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居住地区不同,逐步形成了差别较大的两种方言,即景颇方言和载瓦方言,还有喇期和浪速方言,则和载瓦方言接近。”并未关注到波拉语。因而也有观点认为,景颇族内部只有上述4个支系。1987年刘璐的《景颇族语言简志》说:“景颇族主要有景颇、载瓦、浪莪、勒期等自称,自称不同的人相互的称谓也不尽相同……解放后,根据本民族意愿,统称为‘景颇’。”同样,对波拉支系和波拉语都未提及,波拉及其语言完全被“遗忘”。故此时期文献中难觅“波拉”二字踪影,更遑论对波拉语的深入研究了。
    其他同期至20世纪末的《景颇族简史》《景颇族语言简志》《景颇语语法》《景颇族文化大观》等关于景颇历史文化与语言专著,虽提到“波拉”是景颇族人口较少的一个支系,以及波拉语是景颇族的一种支系语言,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的介绍,并未做专门的研究。祁德川的《景颇族支系语言文字》指出,波拉支系是浪莪、景颇、载瓦、勒期支系产生并成为各自独立支系之后,才从浪莪支系中分化出来的。因分化的历史较短,波拉支系在历史上的分化传说较少。故浪莪(浪速)与波拉之间语言的差异不应太大。但调查发现却不尽然,其差异更多是与空间距离远近有关。即与较远距离的浪速人彼此不能交流,但同一区域的浪速人却能熟练使用波拉语者,甚至彼此可以用各自的语言进行交流,形成一个同时使用两种语言的文化空间。而且,在波拉寨多流传着关于波拉语与其他支系语言关系的传说,特别是与浪速支系分化的历史记忆。因此,是否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困于从景颇族到波拉支系由上而下的研究倾向,才忽略了波拉分化的历史传说?如果从波拉角度由下而上,可否反观其历史上与景颇族其他支系同源异流分化的史实?
    戴庆厦团队开启并长期关注波拉语研究。1985年的《景颇族波拉话概况》,是首篇公开发表的波拉语研究成果。2007年出版的《波拉语研究》,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关于波拉语的研究专著。书中已关注到波拉语传承中的强大生命力现象,提出波拉语使用人口仅有500余人,却能保持得那么好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戴庆厦还说过:“波拉人与其他支系之间在服饰、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方面大致保持相同的特点,其差别主要表现在语言上。”说明波拉语已然成为波拉支系与其他支系族群边界的重要符号。因此,需要整合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从田野个案中的语言实践、经济互补与婚姻互通等多维度的族际关系入手,探究波拉人在恪守族群边界的同时,如何保持与外界、异族的沟通交流,获得生产生活所需,而使其族群得以延续。
    二、波拉人语言生活及其场景与特点的田野考察
    据调查,波拉人的语言环境特点有二:一是无论是聚居或散居的波拉人中,波拉语长期传承,并未出现衰落迹象;二是波拉人与浪速人、德昂族、傣族、汉族等混居的三台乡允欠村,波拉人与浪速人混居的五岔路乡勐广中寨两个村寨的波拉村民,基本都掌握几种语言,并可以随语言环境的改变而自如地交换使用不同语言。具体而言,波拉人作为多种语言的掌握者,能够根据不同的交际对象、所处的交际场合,随机应变地使用不同的语言,并控制每种语言的使用频率,使各种语言在同一村寨并行不悖,呈现出一幅对“我者”——波拉语的文化自觉,及“他者”——语言交流对象母语的双重文化尊重图景。同时,又因波拉语作为“波拉寨”的通用语,成为“波拉人”“波拉寨”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呈现的是波拉人使用母语中的自豪感。
    (一)波拉人与浪速人使用波拉语比较
    通过对允欠孟广村波拉人和允欠一组浪速人掌握波拉语情况的调查、统计,得出结果,如下表1、表2所示:(此表省略)
    参考戴庆厦团队对景颇族另一支系茶山人语言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从表1、表2的数据中得出如下结论:(1)两个村寨的波拉人语言使用情况基本相同,即都熟练掌握其母语;(2)两个村寨波拉人对其母语“不懂”级别人数为零,说明波拉语在人口占优势或不占优势村寨的波拉人中皆得到很好传承,也是其作为“波拉人”的身份象征符号;(3)允欠一组的景颇族另一个支系浪速人“熟练”和“略懂”的比例加起来是100%,说明波拉与浪速混居的允欠一组的浪速人也无不懂波拉语的。这样,波拉语就成为波拉人与浪速人混居村寨的通用语言,因而该村寨就被称为“波拉寨”。可见,波拉语在“波拉人”“波拉寨”与异族或以异族为主的其他寨子之间,成为一种具有族群与区域边界双重意义的重要文化符号。同理,波拉人之所以成为“波拉人”,是因为拥有波拉母语,且能够熟练使用波拉母语。波拉人为主的村寨之所以成为“波拉寨”,是其他族群如浪速人等也会讲波拉语。波拉语在同一村寨的波拉人与浪速人当中,是一种跨支系的交际用语,这就显示出波拉人与同一区域其他族群对于波拉语的共同尊重。
    但是,如上文所述,空间距离较远的浪速人与波拉人之间却并不能够交流,说明波拉人是从浪速人中分化出来,且时间并不长的观点很值得商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二者长期同处一个地理、文化单元,作为波拉寨主体的波拉人的语言,便成为该村寨的主流语言,均受到同一村寨波拉人与其他族群的尊重。而且也并不因波拉人与浪速人之间人口多寡差异,而使波拉语在波拉人少于浪速人的村寨里被轻视。相反,却是二者皆会对方的语言,就有了见谁说谁的话这样能营造良好氛围的场景。在波拉人与同一村寨其他支系或民族看来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因为在一个寨子里生产生活,交往是免不了的,你家姑娘嫁过来,我家姑娘嫁过去,波拉孩子从小就会讲浪速话,浪速孩子从小就会讲波拉话。可见,所谓的波拉语长期传承,是基于与其他语言并行不悖的语言场景,而非一语独大。如果忽略了同一寨子、同一区域多种语言并存的事实,那么波拉语传承的真正原因是难以找到的。如果说浪速人讲波拉语是对波拉人、对波拉文化的尊重,那么波拉人讲浪速语同样也是对浪速人、对浪速文化的尊重。其背后的逻辑,是同一区域的波拉人与浪速人,在生产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谁”。这样看来,所谓的文化尊重,实际上是人口较少族群从异族获得生产生活资料必需品的一种生存智慧。
    (二)不同年龄段人群使用波拉语水平比较
    笔者在允欠一组对6~17岁、18~60岁、61岁以上等3个年龄段,共30位波拉人进行波拉语使用水平调查,得到如表3所示的具体数据:(此表省略)
    表3数据证实了上文所述波拉人对其他语言的普遍接纳,这30位不同年龄层次的波拉人,均熟练掌握其母语,故波拉语是他们生产生活中的第一语言,但同时也可以不同程度兼用其他语言。
    不同年龄段的波拉人群同时接受其他语言的特征并不相同:(1)在6~17岁组的青少年群体中的波拉语中借用了部分现代汉语词汇,如手机、电脑、摩托、无线网络等,且不能准确辨别个别词汇是属于波拉语,还是浪速语;(2)在18~60岁组这一青壮年人群使用波拉语时借用了部分汉语和傣语词汇;(3)61岁以上的老人部分能够使用简单浪速语,但更多的是完全的波拉语使用者,且能够讲述村寨历史、家族迁徙路线、传说和背诵家族父子连名。可见,因所处时代不同,波拉人在与其他族群接触交流时,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受到地域“强势”语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波拉人人口虽少,却并不完全被排斥在社会变迁洪流之外,而是在接受异族语言以便生存的同时,又很好地保留了自己的母语。由此,进学校读书的波拉孩子,跟外界、异族有交往的波拉中青年,能够使用汉语与区域主体语言如傣语、德昂语等。这并非是舍此得他,而是波拉人所特有“随机应变”的社会适应能力体现。
    另一方面,任何年龄段的波拉人都能够掌握不同程度的浪速语,这显示波拉语与浪速语之间、波拉人与浪速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与其他语言、其他支系的亲近关系,这或许是一种地缘兼族源、姻缘、业缘等多重关系所致。再结合表2、表3则显示出,不仅是波拉语被浪速人所尊重、所使用,同样,浪速语也被波拉人所尊重、所使用。说明对异文化尊重前提下的语言使用是双向的,这就为波拉人语言的生存赢得了一个彼此尊重、和睦共处的空间。当然,其基点仍然是生产生活中的“谁也离不开谁”。
    (三)波拉人母语在家庭、村寨内使用情况对比
    众所周知,“家庭这一基本社会单位是民族语言使用与传承的最重要语域之一”。调查发现,波拉人家庭所传承的语言除了波拉语之外,还有其他语言。如波拉人同浪速、小山、茶山等景颇其他支系通婚时,夫妻双方一般各自说各自的母语,且也能够不同程度相互通话,而子女则约定俗成地以父亲的语言为其母语。因此,在一个家庭内同时讲着2种或2种以上不同支系语言的亲属成员共同生活,这在波拉社会是很常见的。但始终以波拉语作为父系家族传承的一条主线,而使其语言传承的自觉性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此图省略)
    再调查波拉人与浪速人、德昂族等其他听得懂波拉话的多民族(支系)组成的家庭,波拉人一般都说自己的母语;而在波拉人与傣族、汉族等听不懂波拉话的多民族组成的家庭中,波拉人一般说大家都听得懂的汉语。总之,总有一种语言让家庭成员们都能听得懂,从而就不会出现因语言隔阂造成的交流障碍与心理区隔。在此,以语言尊重实践所呈现的“文化尊重”是很明显的。(此图省略)
    图2还显示,波拉人家庭内部的波拉语代际传承是很顺畅的。这首先是多景颇族支系语言家庭中,波拉人对自身语言持热爱和坚守的态度,因而波拉语就成为景颇族支系内部交流的主要语言。波拉人在家庭内部,一般都坚持说波拉语,部分景颇族其他支系如浪速人、小山人的姑娘成为波拉媳妇之后,也会主动说波拉语。这样,父母辈就通过家庭内部语言交流的方式,将波拉语自然地传承给子女,子女们也因在此环境中熏陶而都具有强烈的使用其母语的意识与惯习。
    我父亲是波拉人,母亲为小山人,我与我父母交流时双方均讲波拉话。我老婆是浪速人,我们两口子交谈时各自说各自的母语,彼此交流无障碍。我老婆与我母亲(小山)交流时,也使用各自的母语,也无交流障碍;我女儿与我们两口子,还有与她爷爷奶奶交流时双方都讲波拉话。但我跟我女儿,还有跟你们(调查者)交谈时均使用汉语。
    可见,在“波拉家庭”始终有一根“波拉语”的主线延续,故成为一种区域性的“普通话”,由此也使其村寨一直保持着波拉村的语言文化特征,而被称为“波拉寨”。其余相近的语言间(如浪速语、小山语)则可各自说相通的不同支系的语言,而对于完全不相通的如汉语、德昂语、傣语等,交流时则共同使用汉语。在这种语言的“随机应变”使用中,对母语的文化自觉与对他语的文化尊重并行不悖。以孔孔通家为例图示如下:(此图省略)
    如图3所示,从表面上看,每个波拉家庭的语言都是五彩缤纷的。但这种五彩缤纷的存在,始终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如果交流双方都能够听、说波拉语时,那必然用波拉语;二是波拉家庭(爷爷—父亲—儿女)孩子的母语始终是波拉语,可以看出波拉语在此场景中的崇高地位,这就为波拉语的代际传承提供了浓厚的氛围与坚实的保障。
    (四)波拉语使用人数少却顽强传承现状的总体分析
    关于波拉语的使用与保存现状,笔者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颁布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表4所示:(此表省略)
    对应以上9个指标,可得出当下波拉语使用与传承的特征:(1)语言代际传承是评估语言活力最常用的指标,波拉语濒危程度为“安全”;(2)从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指标而言,境内外波拉支系总人口仅有500余人。波拉语使用者的绝对人数少,因此面临语言濒危的几率更大;(3)但从语言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所划分的等级看,波拉语的濒危程度却是“安全”的;(4)从“语言使用域的走向”等级衡量,波拉语的濒危程度为多语交替;(5)“根据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所划分的濒危程度来看,波拉人浪速人混居的允欠一组的现任组长、副组长均是波拉人,故村寨广播、村寨会议使用的语言均是波拉语。但因波拉人只有语言,无文字,以及人口数量少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波拉语的使用场所,因而并未广泛用于各种新语域;(6)在“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方面,使用波拉语语言的族群,没有可用的拼写符号;(7)而在“政府和机构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政策上,”波拉语同中国当下所有少数民族语言一样,都受到平等的保护;(8)“语言族群成员对母语的态度”一项,波拉人真正将其“母语视为族群及身份认同最根本的东西加以推广,作为族群身份的重要标志,把母语看作对其族群至关重要的文化核心价值,重视自己的语言并希望它不断发展”;(9)“语言记录材料的数量和质量上,”波拉语的语言记录属于“有一些语法概况、词汇表和教材用于有限的语言研究,但覆盖面不够”,故可将波拉语记录的性质归为不完整。通过上述9个指标的分析可以看出,波拉语的内部传承较好,不属于濒危语言。
    从上述波拉人语言使用与传承个案来看,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未必就意味着濒临快速消亡。如果仅以族群所处地理与社会环境封闭、与外界交流少等情况,就断定其语言受外界文化冲击少而得以保留,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一是波拉寨离浪速寨、傣族寨、德昂寨等空间距离并不遥远,而且历史上就存在着经济互补的传统;二是全球化与现代化大潮使得波拉寨不可能再封闭,这从各代波拉人掌握其他民族语言的种类与程度中就透视出,与异族交往提供了掌握异族语言的场景。但是,同样因为这群语言代际传承顺畅的波拉人,以及不仅会讲其母语又会讲波拉语的嫁入者,其儿女则自然成为波拉语的传承者,使波拉寨至今仍叫“波拉寨”。
    再则,波拉人对其他民族的语言并不排斥。换言之,其语言传承并非是通过恪守母语、排斥他语完成。这样,同一村寨或同一区域的波拉人与其他族群之间,波拉语与其他语之间,就呈现出一种依据不同语言场景随机应变的能力与惯习。其背后就是对彼此语言、文化的尊重,首先表现为对对方语言的尊重与对自己语言的自信。这基于波拉人与同一区域内其他族群之间在生产生活中的“谁也离不开谁”,并已形成区域内跨族群的一种共识。如从认同层面而言,既有以语言为族群边界的族群认同,还有以波拉语为区域(村寨)边界的“波拉村寨”认同,也有包容多族群、多语言并存的区域共同体认同。由此看来,区域同一群体里多重认同并存不悖的个案意义,应该对多民族混居跨境民族认同理论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语言认同如此,宗教认同如此,国家认同也如此,而非都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冲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