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知识坐标：基于对西方族群理论的反思(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1:11:27 《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 杨四代 关凯 参加讨论
三、西方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辩论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常态。今天，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保护，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政治标准之一。与文化多样性有关但并不同质的多元文化主义起源于西方，其类型和实践是多样的，但是无论何种多元文化主义，都具有一个共性，即主要关注国家层面下的社会异质群体和群体间的关系“以社会异质性群体及群体间关系为主要工作对象，主要目标在于实现异质性群体间的和谐共处，为统一的国家认同构筑多元有序的社会基础。它不仅是国家内部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更是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基本手段。它不仅是欧洲国家，而且是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协调内部不同文化和族群关系，实现不同次级国家群体在统一国家认同下和谐共处的主要方式”。 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述，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政治哲学；二是政策实践。 从政治哲学维度来看，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其缘起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术语的“多元文化主义”，内涵非常难以确定，它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博杂，既可以是一种理论，也表现为一种政治诉求（例如在教育机构中反对国民教育中的文化歧视现象）、一种历史观（特别重视被传统史学排除在外的少数族群的历史）、一种文化批评理论（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一种冷战后新的世界秩序理论（基于现实的相互信任与尊重的政治关系）。综合而言“为民族、种族、宗教或者性别群体寻求平等权利与平等身份的社会运动，或许是人们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上所能达到的最大共识”。 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自兴起之后，一直被视为西方社会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然而，“9·11”事件之后，这种思潮受到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保守主义力量的诟病。实际上，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确实促进了族群平等和对多样性的尊重，在一些维度上促进了整合，但另一方面，极端多元文化主义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风险。 从政策实践维度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最早产生于加拿大。1971年，加拿大政府确定多元文化主义作为国策，提倡各族群的文化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以加拿大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在此基础上才实现各族群文化的平等和利益保障，因此加拿大政府提倡“做一个加拿大人”。继加拿大之后，澳大利亚、西欧一些国家纷纷借鉴加拿大模式。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二战”后的全球范围内兴起并被众多国家所采纳，有其特定的背景因素。第一“二战”后国际移民浪潮导致欧美国家流入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成为欧美国家内部新的少数族群。多样性移民的流入，导致这些国家人口的族群结构日益多样化，这成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兴起的基础。第二“二战”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兴起，引发了欧美国家内部发生诸多少数族群权益运动，这些民权运动的主要诉求，就是保障少数族群获得平等的权益。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声势浩大的黑人民权运动，影响波及全球，随后欧美国家也采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第三，西方国家长期实行的族群同化政策失败，是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多元文化主义兴起之前，同化主义族群政策被诸多国家长期当作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关系的普遍模式，但是其引起的抵制也是层出不穷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多，逐渐放弃了同化政策，改用更符合实际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以及一种政策实践导向，对它的理解和定义是本土化、情景化的。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在一些西方学者或政治家眼中，这种“政治正确”似乎渐渐变得不那么“正确”了。 进入21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先后开始讨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默克尔、卡梅伦、萨科齐等欧洲政客都公开发表过批评意见，认为这一政策的极化为西方的国家整合带来了非预期后果。学术界一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欧美退潮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个：第一，欧洲整体竞争力的下降。欧洲在20世纪末期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接收移民，主要是为了解决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问题。而欧洲在最近十几年经济表现不佳，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暴增，已经无力解决由多元文化主义引入的大批移民的就业问题。第二，欧洲民主政治的弊端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的本质被扭曲。多元文化主义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表达，是全球资本主义形式形态创新的一种理想，本质上是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服务的。但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把这个国家性的议题扭曲为党派议题，陷入无休止的党派争论之中，这逐渐动摇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根基。第三，多元文化主义遭到批判也与西方外来穆斯林人口的流入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多元文化的退潮表达的是欧美国家的一种愿景，即通过对国内多元文明的社会建构来强化一种一元化国家主义认同的愿景。 就维护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界而言，威尔·金里卡最具代表性。他对西方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退步与失败的主流论断提出质疑，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在当前西方国家并未退步，反而有加强的趋势。按照金里卡的研究，基于社会异质性群体的不同类型，西方多元主义政策分为三种类型：赋予原住民保持其独特性的权利；向次国家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新形式的自治及权力分享措施；帮助移民群体融入当地社会。而目前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族群政策已步入其黄昏阶段，仅仅是针对第三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言的，即涉及新移民的政策出现了逆转，而对原住民的权利保护以及对国内少数群体的自治权利的确认，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死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各种弊端的显现与深化，如贫富差距扩大、族群宗教冲突加剧等，是当下欧美国家出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退潮现象的历史背景。这深刻地反映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秩序危机，而这种危机也必然反映到知识建构的层面。而西方怀疑、批评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声音，对中国知识界也在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而，事实上，西方的社会语境与中国内部的多样性特质大相径庭，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我们所说的“文化多样性“多元一体”也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而作出的各种制度安排，深深嵌入中国社会有自身特色的政治与文化语境之中，其价值基础也并非依据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原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平等团结民族关系的整体秩序与基本格局相当稳固。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知识界确实急需从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中发现建构中国话语的资源，特别要提倡“文化自觉“美美与共“交流互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回应当今世界的挑战作出应有的知识贡献。 四、结论 总而言之，如何解释民族、族群、宗教、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性问题，同时具有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含义。自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降，世界范围内关于民族主义、族群和宗教冲突的焦虑丝毫未减，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对不确定性和未知的恐惧。现代社会的生成本是依据一些确定性的知识建构，但历史发展到今天，现代性知识的确定性正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相对性，并受到一些貌似传统的力量的挑战。 当下民族研究的知识坐标，在如何定义“民族”的问题上受到族群理论演进的影响，在如何认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上受到西方民族国家典型模式阐释的约束，而在看待民族的基本价值立场上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反思的干扰。当然，这三方面张力性因素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在民族和族群研究领域，西方理论仍然占据着一种知识霸权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引入西方相关理论以及借鉴西方国家治理多样性或族群治理经验的时候，除了要深刻理解其理论产生与实践性制度安排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语境，更需要保持一种纯粹的理性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前提，是充分理解各种理论范式的结构与取向；而这种批判的目标，是基于前人的成果，努力发展中国的理论和理论话语生产。 当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调，正包含着这样一种努力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 当族群或民族问题构成一种全球性理论困境时，当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对多民族国家构成一种现实挑战时，只有在知识立场的鸿沟之上达成一种基础性价值共识，从而建构一致性的沟通与讨论的基础，才能凝聚社会共识。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语境有自身的特质，要在民族和族群研究上获得符合中国国情、对中国现实更具理论解释力，也能为国际学术界所理解接纳的研究成果，显然，确定一些重要的知识坐标无疑是当务之急。 注：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