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王朝国家疆域结构特征下的边疆治理模型构建探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2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 马元喜 参加讨论
摘要：我国王朝国家时期的疆域结构特征，是在传统国家形态下呈现的。在这样国家疆域形态下，由于存在明显的区块差异性与发展道路多样性，造成了疆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的形成，并且赋予了边缘区“边”、“少”、“异”、“移”、“稳”独特文化属性。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作用下，构建了相应的“价值向-政治目标-机制构建”边疆治理模型，对王朝国家实现政治安全、族群和谐、边疆安定、边疆发展和疆域完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传统国家；疆域结构；核心—边缘；边疆治理模型 作者简介：马元喜（1990- ），男，山西怀仁人，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边疆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及指数化研究”（16ZDA058）。 国家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产物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管理方式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政治形式，占有着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进而对该区域范围内的资源进行占有、整合和使用，维系着国家共同体的存续，这便成为国家疆域。为了有效治理辽阔疆域范围内的不同区块，王朝中央把边缘区域划分为边疆加以统治，构成边疆治理产生的缘起。然而，国家疆域特定结构特征的形成，及其所赋予边缘区的文化涵义，决定了边疆治理模型的构建。 一、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特征下的边疆治理逻辑 随着学界对我国“边疆”相关研究的持续的推进和深入，由于“边疆”相关研究切入视角不同，因而“边疆”这一概念内涵及外延界定有着不同学科视角的独特差异。尽管“边疆”一词家喻户晓，但在边疆概念不同范畴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边疆研究，越来越呈现出我国边疆研究的多元脉络发展局面。在边疆研究的多样性发展过程中，边疆研究之所以被日渐重视，以及从不同视角切入，皆因边疆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位置愈来愈凸显，“边疆巩固则国家和衷共济、繁荣富强，边疆告急则国家分崩离析、民困国贫”，边疆治理成为不可绕开的经典议题。 近年来，有关政治学学科对边疆治理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论阐释，从概念界定、分析框架、理论范式、学科规范等层面构建起了边疆研究的政治学路径，其边疆治理概念意指：“运用国家权力，动员社会其他组织，调动国家和社会资源，处理边疆问题”。从本质上讲，其治理过程是一个如何强调国家权力动员资源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边疆治理只有在国家这一主体维度下展开研究，才能对“价值取向—政治目标—机制构建”边疆治理模型构建做出合理解释。 究竟何谓国家，这个成为几千年来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话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根据当时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形式来定义国家，作为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阶段性定义，并不能全面揭示国家的起源、本质和特征。但不论是何种国家定义，国家存续必须占据或控制一定的地理范围，疆域作为国家的必备要素，是国家存续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王朝国家形态要服务于我们研究边疆治理模型构建研究的目的，那么其疆域结构性特征就成为研究逻辑的起点，需要阐释传统国家形态下疆域空间结构特征形成及其对边疆治理模型构建的结构性影响。 传统国家形态由于处于国家发展早期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生活边界尚未明确，加之群体竞合能力处于盈缩变化之中，国家边界很难有固定设定。因此，传统国家形态下的疆域空间结构特征，为国家治理行为展开提供特定的时空场域，对国家治理行为选择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国家疆域绝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意义概念，国家疆域总是在人类活动过程中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离开了国家疆域所具有的文化性约束，就谈不上国家治理模型选择的深层次机理，可以看出疆域空间结构特征决定了治理模型构建。 疆域空间结构影响深远，透过特定结构化的空间，可以窥见空间中各区块自身所处的“位置”，各要件之间的相互“距离”，各要件发展所朝向的“方向”，以及各要件共同构成一种有着内在“联系”的场域。当然构成特定疆域空间的各区块，无论是其自然景观，还是文化景观，共同决定了疆域结构特征的形成，这一疆域结构特征都对治理行为模型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可以界定为“空间结构逻辑下的治理”。国家治理的“空间结构逻辑”，是国家治理谋划和布局的有效性条件，国家发展离不开国家治理的有效布局，国家发展作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综合性体现，是各国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目标。但从各国具体治理实践来看，“空间结构”逻辑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的方式、程度和效能存在巨大差异，在“空间”和“治理”之间的适应性匹配上存在难以避免的差距。 在国家疆域范围内，如果疆域各组成区块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国家就会在区域治理过程中树立“差异治理”思维，依据两者在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同，采取专门政策和机制来展开治理活动。这个边缘性部分就会被界定为“边疆”。从字面上看，边疆乃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在王朝国家时期，由于国家疆域空间范围内的核心与边缘区存在着显著差别，在治理过程中就形成了疆域特定的结构特征，并确立了“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逻辑，在王朝国家时期总体上发挥了比较积极影响的国家治理效能。 首先，边疆作为地理意义的存在，意指国家疆域组成的边缘性部分，这就表明了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的边缘区存在，离开了国家疆域形成的特定结构特征，去理解和界定边疆，就无法全面揭示边疆存在的空间意义。其次，边疆受到疆域结构特征所附有深层文化内涵的影响。王朝国家时期，统治者对边疆的认知及治理模型构建受到了当时特定边疆观和意识的影响，而边疆观念和意识，是随着国家疆域结构的变化而改变。 因此，边疆治理模型构建是主客观因素相作用的产物。在传统国家形态下，王朝疆域边界不存在，由于多样性的区块发展路径而形成“核心——边缘”的疆域空间结构特征，以及由此赋予了边疆地区独特的结构文化内涵和意义价值，而且为王朝国家边疆治理模型构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结构性视角。 二、王朝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特征形成及其文化内涵 王朝国家疆域所呈现出各区块明显的差异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相结合的空间结构特征，不仅是因为“空间景观”差异性乃是自然环境自身演化的结果，更是由于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晶，这种差异性是在历史过程形成的，它本身就蕴含着对历史发展路径多样性的解释与记忆。当然，疆域结构“核心-边缘”特征形成的主要缘由具体表现为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历史发展要素的区域差异三方面互动的结果。 首先，就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而言，国家疆域空间范围内核心区的快速发展，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观”的空间地理认知格局，为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的形成提供决定条件。究其原因，在于“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处于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这一区域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长期保持着领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为早期国家最先出现于该空间区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也为这一区域逐渐成为国家疆域演进过程中的核心区提供基础条件，在与王权紧密结合的过程中，这一区域逐渐被赋予了“中国”概念，通过与儒家思想相结合而成的“周礼”所赋予的文化内核，构建起以“中原”为核心的“天下”制度体系，先赋性造成了“疆域空间”区块差异性的结构演进特点。 秦王朝的建立开启了我国王朝国家时代，通过废分封行郡县，实现了对国家疆域的更为直接有效的治理，但是在想象的疆域空间范围内区域发展差异持续的基础上，加剧了区域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均衡性，由于区块族群与风俗的多样性，逐步形成疆域结构“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特征，在这样的空间结构特征格局下，中原核心腹地始终位于核心位置，发展程度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边疆治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就其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性而言，国家疆域在演进过程中，各区块差异性发展道路的存在，这就要求在追求“大一统”政治理想下的承认区域差异性存在，为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我国国家疆域演进的场域，就空间地理分布而言，坐落在东亚这个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相互动的空间范围。东亚地区虽然在整体上呈现出结构的完整性，但就其自然环境而言，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分布着内陆平原、高原、山区、草原、沙漠、绿洲和雪域等差异性自然景观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区域人群生存、发展并组织社会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决定了各区域所走过文明之路根本不同，体现为作为发展逻辑起点的“获食模式”区块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居住方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组织方式和治理机制，形成了国家疆域范围内各区块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式与文化特征。先秦时期，由于华夏族群居住在具有相对优势的“中原地区”，其文明发展的逻辑起点依靠最为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而由此逐步构筑起规范秩序的“礼仪制度”，其生产方式及文明程度较分散在华夏族周围的“四夷”较高，进而形成“一点四方”族群分布格局和“夷夏之辩”的服事体制，由此产生了时人对各族群文化、分布与关系的差异性认知，据《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继之而起的秦汉王朝，虽然“四夷”上有不同的具体所指，例如范晔的《后汉书》以“东夷”、“南蛮”、“西南夷”分别立传，但族群分布格局较为稳定。由于自然环境差异造成农耕、狩猎、采集与游牧的分野，在北部边陲，“天山—长城”作为重要的文明分野线，“那些处于长城周围的游牧、森林民族，则过着农耕和游牧并举的混杂生活，在受中原文明影响同时，也保持者自己的民族性”，边疆各族群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制度、国家形式与文化特征。 再次，就影响历史发展要素的区域差异而言，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出发，一般认为，王朝疆域核心与边缘区发展路径的分野，是在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各区块人群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持续改造所处自然环境基础上，探索并构建出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方式、文化风俗和环境意识的演进结果。由于各区块经济生产方式不同，为了适应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导致各区块发展路径选择的差异性，造成了各区块发展路径的多线性和平行性，最终形成各区块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美国“历史学派”人类学奠基人博厄斯就指出：“每个文化集团（族体）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这种历史一部分取决于该社会集团特殊的内部发展，一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影响”，并强调“不同地区文化平行发展的重要性”。 各区块发展路径多样性的空间结构特征，不仅强调了王朝国家疆域内部发展路径与文化的多元构成，促使我们在实施治理行为过程中坚持一种务实理性的态度，而且揭示了区块生产方式对疆域结构特征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多种生产方式的组合，决定了国家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的形成，而且不同生产方式造成的区块发展水平阶梯，决定了王朝国家治理行为的差异性。 总之，边疆构建并非王朝统治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王朝国家疆域在演进过程中其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结构特征基础上构建的，在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下被赋予了独特的样貌形态，即不同于核心区的深层次文化内涵。 一是“边”，在王朝国家统一多民族帝国疆域内部，边缘在政治上，意味着边缘区处于王朝国家政治体系行政控制的薄弱环节，无论是王朝国家直接统治的边缘地带，亦或是经朝廷中央册封或建置，授权于民族政权头人进行间接统治的边缘区域，都是指王朝国家由治变为不治的过渡性地带区域，谓之为“边疆”。 二是“少”，王朝国家时期疆域范围内生活和居住的各族群，由于族群规模、文化、生产方式和竞争力强弱的不平衡性，造成了族群分布区域的差异性。由于边缘区在自然、地理、生态和水源等地理因素条件较差，这些区域往往人少地广，除主体民族之外，各少数族群分布和居住于此。 三是“异”，边缘区在自然地理景观上也不同于中原地区，“平原林麓，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在古代中国文人笔下的边疆，常用“塞外”、“域外”、“殊方”、“关外”和“边陲”等代称来描绘和刻画边疆“大漠孤烟直”的独特自然景观。此外，核心区和边缘区划分的空间思维确立，也是文明分野的结果。 四是“移”，在王朝国家疆域演进的过程中，随着族群之间斗争和融合，各族群政体势力的消长，历代疆域、行政区和民族分布都是不断变动的，在传统国家形态下，疆域的盈缩、行政区的变革都是凭借王朝国家实力的消长而变动存在的。边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上：其一，在既定王朝疆域范围内，“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互相转换，诚如汉代王符所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人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往，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其二，“基于一种务实性地维护自身统治之愿望”，王朝国家如失去对原有疆域边缘区有效控制，就会导致边疆内缩，诚如白居易笔下的：“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 五是“稳”，虽然王朝疆域、核心区与边缘区皆呈动态，但就整个王朝国家历史时期则又有“核心—边缘”区域的相对稳定性存在。就地域空间的角度而言，历代王朝疆域盈缩变化无常，但中原核心区基本是稳定的，这就为核心与边缘区域相对稳定提供了参考系；就地域空间的角度而言，自秦王朝首次实现“大一统”王朝以来，王朝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统一与并存相结合的疆域空间复合体，由于农耕技术推广的有限性、王朝国家统御能力的有限性、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经济社会联系的变更性和民族政权存在的稳定性，中原核心区与边疆边缘区的空间范围大致上是稳定的，大致体现出诚如晋朝郭璞所言“边地为裔，亦四裔通以为号也”的相对稳定性存在，疆域呈现出清晰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