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王朝国家疆域结构特征下的边疆治理模型构建探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09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 马元喜 参加讨论
三、王朝国家疆域空间结构特征的内附性价值 在王朝国家形态下，其疆域空间范围具有模糊性，同时其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兼具形式和内涵的结构特征，对王朝国家政治安全、族群和谐、边疆安定、发展和疆域完整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就安全稳定层面而言，边疆治理模型构建关乎王朝国家政治安全及边疆安定。王朝国家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蕴含着一种保障王朝政治安全和促进王朝边疆安定的内生型机制，是王朝国家“空间结构”安全思维的具体展现。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国家的盛衰兴亡，“边患”和“防虏”问题治理始终是历代王朝中央边疆经营中心任务和共同挑战，王朝中央在边疆治理过程中受到了边缘区所存在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张力运动的挑战和威胁，有的边疆问题演变成为“边患”，酿成王朝中央统治危机，反映出“边患”问题的存在影响王朝的政治安全和边疆社会的安定。“其结果，不仅改写了中国某一时期的历史，而且改写了一些王朝的盛衰兴亡。” 王朝国家时期，受到来自疆域北部边陲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威胁较大，生活在那里诸多游牧民族基本都对古代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除了正常贸易、交流和内附满足自身生存需要之外，他们不时南下掠夺或叛乱，都曾给王朝疆域边缘区甚至核心区造成过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一点，长城防线的修筑，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性结果。因此，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这些游牧民族侵扰，以及实施积极有效的边疆治理实践活动，则中央所构筑和维系的大一统天下秩序就会面临被动摇和瓦解的危险，甚至于危及政权的存在和延续。积极有效的边疆治理，能够解除边疆危险形态，实现王朝政治安全，将边缘区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范围内。同时，能否积极有效的治理边疆，也关系能否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秩序，成为封建盛世的重要标志。 其次，就经济层面而言，边疆发展关乎到采取何种安边方式才能实现边疆社会和秩序持久性稳定。王朝国家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不仅承担着保证王朝国家稳定、“中原繁荣”等核心任务的实现，而且也包含着通过何种治边方式来实现边疆经济建设和发展，是王朝国家“空间结构”发展思维的具体展现。 秦初，曾在北方和西北设立陇西、北地二郡，由于王朝中央奉行被动防御型的边疆经营战略，因此，秦末汉初之际，匈奴南下，再次夺取河南地，而且将势力延伸到河西走廊，同时控制西域诸国，形成对汉庭的战略包围，之所以会出现边缘区反复游离于体制之外，是因为没能采取积极有效的边疆治理机制，来确保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边疆秩序的稳定和“防虏”提供资源条件支撑。 再次，就族群关系层面而言，族群关系和谐与否不仅关乎到边疆形势的走向，更关系到边疆“四夷”的王朝认同、文明认同，直接决定着王朝国家的统一与分裂，从而影响中原王朝国家的“正统”和“合法性”地位，是王朝国家“空间结构”认同思维的具体展现。自秦王朝首次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以来，历代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边疆威胁，但就所有的边疆问题而言，族群关系问题，特别是边疆各少数族群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是最为突出的边疆问题。 族群关系问题影响深远，虽然历代王朝有的族群关系矛盾和冲突因生存问题而起，但就其根本性看来，族群关系问题实质都是以“民族政治体”形式出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如何调试这两种政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边疆各少数族群对王朝认同，进而认同中原文明，不仅有利于族群之间互动有无和“夷夏合流”，而且更有利于保障王朝国家的统一，实现王朝国家所追求的“正统”和“合法性”地位。“正统”和“合法性”之所以重要，乃与天下秩序有关。在古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只有一个天下，而能够代表天下的，也只有一个“奉天承运”的正统王朝，也只有代表了“天意”，王朝国家才有发布号令的合法性地位。而古代“中国”认同问题，是通过对代表和问鼎“中原”的具体王朝认同和中原文明认同实现的。不过，王朝认同是表象，文明认同是根本，在“国家认同”背后，是对天下价值观的接受、肯定和认同。因此，不论是追求“天下中国”，亦或是追求“大一统中国”，核心都是以皇权为象征的政治认同构建。 历代统一的王朝政权，特别重视致力于解决边疆各族群、边内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王朝凭借核区域的相对优势，采取感召及教化的治边方略，成功地将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治体有效地纳入到以“中原地区”为腹地的大一统“天下”政治秩序体制之内，从而解决“核心—边缘”各民族政治体的对立问题，得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群的认同、效力和接受，促进边疆各族群对王朝和中原文明的认同。 最后，就疆域完整性而言，有效的边疆治理模型构建关乎到核心与边缘的整合程度，关系到王朝疆域的完整性和凝聚性。王朝国家疆域“核心—边缘”结构特征，蕴含着王朝国家首先保证“治安中国”及“安内为先”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强调天下伦理秩序的构建、“以夏变夷”及“华夷共主”治边理念的实践，是王朝国家“空间结构”整体思维的具体展现。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疆域的空间范围不仅包括中原核心区，而且还包括四周广阔的边缘性区域。 王朝疆域范围内各区块自然禀赋的根本差异，形成了各区块农耕、畜养及游牧三大经济形态的基本架构，传统“天下观”理念中包含的“中国（中原）”和“四海（边疆）”发展路径开始分野。虽然王朝核心与边缘区在经济方式、民族成分、文化习俗、政治体制及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腹地与边疆一体化治理困难重重，但王朝国家的“天下”空间是在由“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的，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明教化与互通有无来构建天下秩序，边缘区从未自绝于核心之外，核心与边缘区的差异体现为“文化礼仪”方面，而不是“天下”与“绝域”差异方面，两者差异是在同一”天下“空间想象下进行的，同属”一体“的天下，而不是知与无知的地理观念差异。如，汉代时人在对匈奴的人认知上，政府派从肢体与腹心的关系来认知核心与边疆区的关系，文学派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来认知华夏与夷狄的兄弟关系。正是在这种“一体”观，才能根本上促进边缘区与核心区在各层面的深度整合，保证了王朝疆域的向心力、凝聚性和完整性。 四、王朝疆域空间结构特征下的边疆治理模型构建 结合着王朝疆域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以及相应文化内涵对王朝国家政治安全、族群和谐、边疆安定、边疆发展和疆域完整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治理，应在疆域“空间结构”诸种思维引导下，根据“核心—边缘”结构及边疆“边”、“少”、“异”、“移”和“稳”文化属性，从而实现相适应的“价值取向-政治目标-机制构建”治理模型构建（见图1）。  图1 我国王朝国家时期边疆治理模型图 第一，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原文化经过先秦时期长期持续性融合，吸纳了四周各族群及其文化，到了春秋战国后期，又向黄淮江汉地区进一步拓展，进而形成了空间结构的核心区域。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以来，时至明清，“天下”格局不断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终于演变成为“中国共同体”，这时的“中国”含义不断发展，而在儒家的“天下”观中，“中国”是一个有着“核心—边缘”之别的复合体，核心与边缘区在政治秩序中有着不同的等级。但是，这样的“天下”格局在地理、政治上又是完整的一体，是在“经济网络、政治精英和书写文字”三种力量作用下，共同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王朝疆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作用下，自秦汉以来，核心与边缘这种主次分明而有紧密联系的复杂空间关系，使得历代在治边价值取向上都坚持了“内诸夏而外夷狄”与“以夏变夷”辩证的思想体系，在此基础之上维系“内外有别”、“华夷共主”的“天下一体”完整性。 王朝统治者的治边价值取向，根据“内外有别，天下共主”的价值底蕴，采取了坚持“守经用权”的治理思想和价值取向，这不仅是大多数王朝国家坚持的治边思想核心，也是边疆治理机制模型选择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守在四夷”和“以夏变夷”治边价值取向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王朝统治者，在核心与边缘相对区别基础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区，强调核心区的重要性，同时，也注重对边缘去“被声教以服之”、“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实现边疆地区“来者纳之，去者不追”的理想状态。因此，对“天下”格局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在于实现疆域核心区的繁荣和发展以及边缘区的安定和有序，做到“中国尊安，四方得所”的理想秩序构建。 第二，就政治目标而言，历朝统治者依据疆域所呈现出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采用相适应的边疆治理机制，都始终致力于追求“天下一体”，华夷统一于“皇权”，实现皇权至高无上和中央王朝绝对权威的政治目标。在儒家观念中，也只有这样的天下等级秩序，才是最为理想的政治目标。先秦时期所构建起来的“天下共主”顶层制度，其单一王畿政治核心的外向辐射，以及“皇权（王权）”由中心向四周的扩散，这种“同心圆”结构特征，不仅得到了“大一统”思想和专制王权体制的有力保证，而且也契合了疆域“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特征。 经过秦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思想运动，更为牢固地树立起大一统的政治目标观念，在日后疆域演构建和边疆治理过程中，历代都始终坚持和追求这一政治目标导向。因为相对于天子而言，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百姓和官吏，就其作为“民”、作为“臣”而言，没有本质差别。“大一统”政治目标俨然成为一种疆域构建和边疆治理的永恒法则，发挥着对王朝边疆治理的导向和规范作用。天下是一个有着等级秩序的政治格局，是一个有着核心和边缘之别的天下，则“一体”就不会是松散无序的杂乱关系，至此，大一统目标成为王朝“混一区域” 、追求正朔的重要体现。 第三，就机制构建而言，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机制围绕“以内安边”和“以边安内”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而构建。前者以安外作为根本，力图主张通过积极拓边与武力征伐来作为解决“边患”问题的主要方式；后者以安内作为根本，力图主张通过“文徳教化”机制从文化深度层面来解决边疆各族群的认同问题，两种既对立又补充的边疆治理思维，是解决“核心”与“边缘”这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可供选择的两种总体性方案。而以“多事四夷”与“文徳教化”这两种实践理念构建起了相应的治边机制。其一，就“多事四夷”机制而言，按照“王者无外”的思想，维持大一统天下秩序，“文徳教化”仅为理想，实力才是关键。通过构建以“多事四夷”理念为指导的积极拓边与武力征伐机制，来积极主动经营边疆，实施积极防御，在边疆地区积极推行中原体制，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在面对经常性边疆危机，亦或更为严重的国家危机时，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边疆问题，只能积极调动国家资源，借助军事手段“多事四夷”，规范边缘区统治秩序，使之纳入“天下”秩序格局，创造“封建盛世”时代，最为典型的就是汉、唐、元、清的开边活动和成绩。其二，就“文徳教化”机制而言，按照这种“以夏变夷”的思想，维持“夷夏”共同构成“天下”秩序格局，“多事四夷”不可持续，文教才是根本。通过构建德化机制，来积极输出华夏文化，不断“以夏变夷”，而且在对“夷夏”对立中的“异质文化”，表现为适度的包容和开放态度，积极吸收和消化边疆各族群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发展壮大，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稳定和巩固提供文化机理。而“文徳教化”治边理念，从“被声教以服之”思想出发，主张通过政治上实施羁縻之治与联姻和亲之计、经济上推行朝贡纳贡与互市贸易、文化上发展边疆教育与传播内地习俗、社会上践行盟誓仪式等诸多“因俗而治”机制，通过机制背后所赋予的文化内涵，积极输出华夏文化，促使“四夷”接受核心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仅可以避免边疆治理中的暴力，而且从根本上解决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的张力问题，从而为政治统一的维系提供文化认同，消解“夷夏”对立的文化因素，主动融合“四夷”，实现“一乎天下”。 从总体上来看，两种机制构建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在边疆治理机制构建中不是对立和敌对的两极，而是在具体边疆治理实践活动中互相渗透，构成了王朝国家边疆治理机制体系。 五、结语 在传统国家形态下，王朝国家疆域空间范围具有模糊性和可移动性。在这种形态下的疆域范围内，由于疆域内部各区块因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历史道路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历史发展要素的区域差异三个主要因素地互动和结合，造就了王朝疆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的形成，并且赋予了边缘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特殊属性，形成了兼具形式和内涵的“核心—边缘”结构模型。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依据疆域结构特征及深层文化内涵，在其“空间结构”思维引导下，构建了相应的“价值向-政治目标-机制构建”边疆治理模型，对王朝国家实现政治安全、族群和谐、边疆安定、边疆发展和疆域完整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和价值，这也为日后民族国家形态下的边疆治理模型构建提供了有益启发，从而从空间地理政治角度去尝试解读边疆治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选择。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