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40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 金欣 参加讨论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族意识；区域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中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项目编号：17ZDA152）；国家民委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前史研究”（项目编号：2018 GMF 003） ［作者简介］金欣，男，陕西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边疆民族问题、法律与国家理论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都曾论及这一概念，因此有学者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1］，“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基调和主旋律”［2］。学界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起步较早，文献数量极为庞大，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在近两年才逐渐增多，标题中含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词的文章2014年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中。从2014年12月开始，中国知网收录的标题中含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献逐年增加（2014年1篇，2015年9篇，2016年16篇，2017年39篇，2018年135篇），截止2019年9月共有310篇文章，其中期刊（辑刊）论文192篇（77篇被CSSCI收录），报纸文章113篇，硕士学位论文5篇。这些研究涵盖民族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个学科，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文献。 自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以来，众多论述、研究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特点和内涵的文献中虽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表述，但有不少涉及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值得重视（关于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论述，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另外，由于史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英语学界的学者对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多持质疑和解构的态度（比如美国学者杜赞奇的研究，参见PrasenjitDuara，De 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30（1993），pp.1 26）。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论述相对较少，本文也会关注英语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现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文献可以分为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以下分而述之。 一、历史论述视角 1939年，顾颉刚先生通过对中华民族形成史之分析，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著名论断，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3］。当时国家处在危难时期，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中认为，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事实共同体。而在近百年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冲击和侵略之下，自在的中华民族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形成了民族自觉和民族意识，形成了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众多，各民族都融合了其他民族的因素，形成了一体性，但民族融合不是同化，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并不是汉化，因此中华民族又保持了多元性［4］。费孝通先生以丰富的历史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资料论证了他的观点。从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会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在中华民族“自觉”的过程中得到强化。 延续这一思路，在费孝通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谷苞、陈连开和贾敬颜等人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细节。谷苞通过对许多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民族史实之分析，认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来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性。中国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同时各民族之间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彼此分享和接受对方的文化和传统。陈连开通过对“中国”“华夷”“藩汉”和“中华”这几个概念的历史梳理，认为“中华民族”一词是传统中国“中华”概念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5］113，“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5］113。贾敬颜则通过对“汉人”“契丹”和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人成分”的考释，给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各民族融合之详细历史实例。这些学者的研究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融合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 这种历史论述的视角近年来也被许多学者进一步发展。徐杰舜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多元一体互动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认同的两个重要基础［6］，他详细分析了多元一体互动和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王文光、徐媛媛简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史，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史前文明具有多元多样的特点，此后虽然产生了华夷观，但唐代出现“华夷一家”观念和儒家的民族观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和充实［7］70-74。关健英则从夷夏之辨的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因为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除了和谐相处之外，也不免会产生一些冲突，因此夷夏之辨具有强烈的文化守土意识，是维护古代民族的文化和国家，是古代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夷夏之辨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过程，是中土与四方地域变迁的过程，是华夏族与夷狄血统杂融的过程，更是中华文化与其他部族、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8］。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逐渐清晰。黄达远则通过对“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以及该区域内各民族间互动和交流的分析，认为正是沿着“长城—天山走廊”这个农耕和游牧的过渡地带，“清王朝将整合的疆域范围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南北延展到了欧亚腹地”［9］，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萌发和沉淀。赵刚探讨了晚清政治改革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之作用。他认为清王朝建立后，自认是中国之正统，接着统治内陆亚洲（Inner Asia），清王朝事实上重新界定了中国。晚清时期，清廷为了赢得汉族精英的支持，主动接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清王朝灭亡后，中国人并没有退回到中国只是汉族中国的思想与实践，而是延续了多民族国家，所以现代中国认同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因此他认为清代给现代中国的遗产不仅是疆域，还为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打下了基础［10］。赵刚的研究表明，清王朝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俞祖华分析了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他认为面对外国的压迫和侵略，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地共同抗击外敌，共同维护中华民族故有领土之完整，各民族相互团结，共同认同中华文明和文化，这是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11］。哈正利和张福强则论述了抗战时期回族精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们认为回族和回族文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2］。 孟凡东、张淑娟等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清末产生萌芽，“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对它的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步形成，以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为代表。日本侵华后，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真正确立。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和共同抗战、共同建立新中国等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3-14］，并塑造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孟凡东、康基柱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提升与发展。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北伐战争时期，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加入革命运动，各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携手进行革命斗争，一同参与民族解放运动，这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加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族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帮助、支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许多人流血牺牲。这些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共有的革命精神和牺牲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15］28。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并肩作战，抛头颅洒热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了全体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在解放战争中，各族人民都参与战斗，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领导起义加入中央人民政府，维护了祖国统一，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发扬光大的历史性成果”［15］29，［16］。麻国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17］，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含有多个面向，首先要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共同发展，其次要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再次建设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最后建设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历史论述视角认为中华民族是逐渐发展而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是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在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虽然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但是这种意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加强，是一直存在的，这种思路相当于民族认识中的“永存主义”范式［18］。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论述之研究，展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但是对如何培育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能提供的借鉴较少。 二、观念形成视角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观念形成视角关注中国人的中华民族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何种因素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和意识。换而言之，因为共享了哪些观念或文化，中华民族才有了共同体意识。这种思路范围较广，民国时期，历史学家钱穆就认为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历史上“融为一体”，中国文化是“中国民族”所独创，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一贯的传统，具有很强的同化性［19］21-23，所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文化。梁漱溟也指出中国文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的民族性之中［20］。这种将中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和渊源的观点被后来许多学者发展和丰富。 一些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之作用。伍雄武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中主要包括以儒家为中心的价值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宇宙观，重视政体、强于综合的方法论等多方面［21］。徐杰舜以洪水神话和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历史中都有的葫芦神话为例，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的共同性。他认为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基础，因为文化基因相同，所以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具有必然性，因此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22］。严庆、平维彬认为儒家的“大一统”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他们认为在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时期，大一统观念形成的“华夷一统观”为国家中心与边缘的整合提供了政治认同之基础，而当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大一统观念促进了“中华民族观”的形成，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23］，而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对这些传统文化和意识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24］。徐海燕则以俄罗斯民族共同体价值的构建为参照，认为进一步阐释我国“大一统的客观历史”，可以增强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25］。 另一些学者关注现代思想观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平维彬、闫丽娟等人从政治思想和民族思想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儒家的族类观念、天下观、本土化的西方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26-28］。赵红伟、王新红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和观念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与孙中山、毛泽东和习近平的中华民族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其中起着纽带作用［29-30］。哈正利、杨胜才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国情家底意识、历史主流意识、政治法治意识、团结合作意识、共同发展意识和共建共享意识六种，并分别指出了培育之方法［31］。青觉、徐欣顺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与历史基础上，秉持共善价值规范与能动维护意愿的复兴凝聚心态”［32］1，是“由各族人民的中国认知体验、中国价值信念和中国行为意愿三个要素关联共存而成”［32］1。在这些学者看来，这些现代观念或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或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部分。 英语学界许多学者的研究中涉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主要关注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的作用。赵穗生认为现代中国国家和国族的构建都是精英出于民族主义设计和推动的结果［33］，因而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来自精英的构建。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从社会史和生活史角度论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建设。葛凯（Karl Gerth）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他考察了国货运动和民族主义视觉展览等活动，认为人民在这些消费主义的活动中，通过共同的消费体验、媒体的宣传和人民的参与，形成了国家观念，也形成了民族的共同意识［34］。胡菊兵分析了1949年前民族主义对民族电影事业的影响，在他看来民族的建构是一个巨大工程，而民族电影正是其中一环［35］。与此类似，也有国内学者分析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和特定地区少数民族文学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6-37］，这种研究思路类似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对民族形成的作用［38］38-47，出发点在观念的建构和对民族共同感的想象。 正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自文化和观念，所以许多学者讨论了如何建构或培育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沈桂萍、范君等人认为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核心，因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构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并以此凝练出中华文化的价值认同，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9-40］。詹小美和达万吉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民族教育中尤为突出，在教育中要同时培养各族学生的“公民意识”和“文化身份”，用民族文化来诠释中国文化，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民族团结工作［41-43］。刘吉昌和金炳镐认为精神家园是民族团结的精神动力，因此可以通过构筑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来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这需要通过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来实现［44］。姚宇认为祭祖文化可以用来设计成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路径，田敏和彭谦等人认为以日常生活中的民歌来塑造观念符号，同时建设文化共享的纽带，可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45-47］。商爱玲和陈玲认为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想道德和政治理论课中，倡导红色文化，以特色活动彰显民族团结，同时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等方式促进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48-49］。骆育芳和孟婷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当代大学生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学校培养和家庭教育等方式培养当代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0-51］。崔成男认为在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中，需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培养中华民族共同的经济意识，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来培养中华民族的地域意识，此外他们还特别强调了要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此来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意识［52］。青觉和赵超用系统论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原理及功能，认为作为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可塑性和变动性，深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强弱有明显的变化”［53］。 观念形成研究视角的理论基础是民族本身是构建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传统的发明”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论的“想象的共同体”）［54，38］，而相应的民族观念是人为塑造和建构的产物，或是在“知识—权力”的作用下，个人身体在自我规训和感受中产生的［55］。观念形成的研究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和内容，建构本身不能否认历史事实，但如何培育中华民族和共同体意识，把何种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却需要慎重选择。 三、政法凝聚视角 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关注作为政治和法律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从法政视角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内涵与培育方式。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nation），是中国之国族，因而其具有天然的政治性，所以有学者认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突出它的“国家属性”［56］。顾颉刚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论述早就隐含了这一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57］，这是用既存的政治共同体国家来限定民族。另外，正如德国法学家萨维尼（Savigny）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之体现［58］，而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所以现代民族国家根本上是一个民族法律的共同体［59］3-14，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可以从法律身份中获得。因此，许多学者从政治和法律凝聚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些研究关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徐贵相认为“坚定政治认同，增强道路自信”［60］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要求。赵红伟认为从政治维度来讲，培养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需要国家以法制化的方式治理民族事务，同时注重民意和公众参与［61］。宁骚认为中华民族是“在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62］570-573，某个民族的特质如果被其他民族普遍接受，就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但政治的作用更大，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中央权政推动了“中国各民族的同质性因素的发展”［62］570-573，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也就在此基础上产生。王文光、徐媛媛等人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把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就“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含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73，新中国的国歌中多次出现“中华民族”，国徽和国旗等各种国家象征符号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团结”，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而新中国政府在政治和社会生活及国际活动中“都把中国各民族称为中华民族”［63］，这些政治行为都“是在国家层面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的体现”［7］73。而陆卫明、张敏娜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民族地区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国外势力也可能借机向国内渗透和策动“三股势力”，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应对［64］。也有学者论述政治参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王中女认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可以让中国各族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形成爱国统一战线，进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5］。高成军论述了公民身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在他看来，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大于法律性，通过公民身份认同来引导共同体意识形成与通过文化想象相比是更理性化的方式，因此公民身份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基础、宪制基础和制度保障［66］。唐文方和本杰明·达尔（Benjamin Darr）利用2008年中国调查（2008 China Survey）的数据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其中也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67］。 另一些研究关注国家民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王延中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建设新时代民族理论体系，大力推动“五个认同”教育，改革民族工作方式，完善民族宗教政策，处理好民族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反对民族利己主义、民粹主义和两种民族主义等方面入手［68］。赵刚、王丽丽等人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属性，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传统中蕴含了中国王朝国家时期各民族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维护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产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政治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国族，因此其中蕴含着国家认同意识，“因为‘无’中华民族的‘国’，也就‘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途”［69］109。其次，中华民族中的族际关系之调控需要民族政治发挥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民族制度和民族政策。对于采取何种价值取向的民族政治措施，要由实际情况来决定。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从根本上看是政治精英启迪和政治构建的结果”［69］110。因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增强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强化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族际关系认同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69-70］。赵刚还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体现了“政治力量”的巨大作用，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和调控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方向。因此他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主要依靠国家的民族政策：首先民族政策应该在维护国家行政和管理统一的前提下，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的自治权，在此基础上巩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其次，民族政策要起到帮助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作用，各民族相互扶持，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巩固中华民族的经济共同体意识；再次，民族政策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增强各民族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巩固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最后，民族政策必须坚持推动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特别要保存和帮助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71-72］。赵刚和史诺还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用民族政策推动了中国朝鲜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自觉［73］。 一些英语学界的学者主要从政治对民族建构之作用的角度分析中华民族之产生，许多研究涉及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研究了中华民国政府是如何从人们日常穿着、国家节假日、典礼仪式设计和国家象征符号等方面塑造人民的国家和民族观念的［74］，她指出国家运用政治产生文化，同时鼓励人民的政治参与，进而塑造出了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及民族意识。墨磊宁（Thomas Mullaney）的研究强调了政治对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之间共同性形成的推动作用［75］。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论述了近代中国的权力斗争对中华民族形成的作用［76］。以上研究都隐含着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可以推动，事实上也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而另一些学者论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律构筑和凝聚。许章润教授借鉴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论，认为一个民族只有从“人种的共同体”转变为“法律的共同体”，以这个民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才能成为现代国家。以此为基础，在许章润教授看来，民族国家是“一种经由法律拟制而获得的法律存在，而构成晚近人间秩序中的基本政治单元与基本法律单元”［59］4。因此，作为中国民族国家构成的“宪法和法律成为民族财富和民族遗产，责无旁贷地展现和承载着自己的民族精神”［59］5。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承载的中国宪法和法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全体居民分享着一种普遍主义的法律结构与共同的法律传统，并进而有可能分享共同的法律信仰，活在法律中，经由法律而生活，人世生活遂为法律文明秩序”［59］6，［77-79］。在法律中存在，让中华民族保持共同体意识，而良善的法律、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和伟大的法典促进和保障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之产生和维持，从而形成一个中国的民族法律文明秩序。翟志勇认为族群（ethnic group）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共同体，而民族（nation）则是一个政治法律的共同体。中华民族是在清王朝遗留下的多元文化与族群关系之上产生，“其一体性是在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自由且平等的公民身份的实现中逐步实现的，从而构成一个整合起来的政治法律共同体”［80］3，所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就来自每个中国人的公民身份。在此基础上，“中国认同，即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因此必然表现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认同，一种宪法爱国主义”［80］3。常安也指出“宪法，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共同政治契约，反映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判断”［81］9，而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性又要求“确立一个高于内部各民族认同的国家民族”［81］9，宪法可以界定这个国家民族，彰显其地位，这“实质上是通过确立一个共同的政治象征来凝聚该国内部各民族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81］9-10，也就是说宪法界定和凝聚了统合整个国家的民族之共同体意识（关于宪法对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参见金欣：《宪法整合视野下的晚清立宪运动——兼论宪法整合功能发挥的基本条件》，《江汉学术》2017年第4期）。一些学者进行了更具体的研究，陈蒙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序言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2］，熊文钊、王楚克等人分析了“中华民族”入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理念的推动作用［83-84］。总之，在法律视角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上来自法律信仰、法律认同和宪法爱国主义，以法律手段来培育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需要实施宪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推动民族事务法治化，让全国各民族人民形成共同的法律信仰和法律认同，进而培养宪法爱国主义。 当代国家是法理型的统治形式，政法凝聚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理论前提是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每个人既有法律性的公民身份，同时又具有政治性的国民身份，因此民族本身既是法律和政治的存在，又是法律和政治的建构。共同的国民身份是理性的认同，而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更是情感和归宿，国家可以通过政治行动、意识形态教育、民族政策和法律等手段培育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总结与前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是基础。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国家认同建设。中华民族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是一个情感、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增强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进而增加国家认同。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促进国家整合。所谓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是指“将国家组织起来，使之作为一个整体”［85］181-184，对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国家整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文化、民族和社会发展会有很大差异，因此很难形成高度的同质性，所以需要进行国家整合工作。传统国家以超验或传统的权威和政治结构来进行国家整合，以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来促进国家整合是一种现代化的国家整合方式，比传统的整合方式更有效，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促进我国国家整合工作。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防止“三股势力”的威胁与渗透。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可以凝聚人心，增加我国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而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免疫力，继而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 已有的研究分别从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法政凝聚三重视角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含义和形成方式。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产生。而观念形成的研究从人们的认识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的着眼点在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和法律共同体，政治和法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会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平等之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对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有巨大的推进作用。盖尔纳曾言“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86］67，正是说明了政法和观念对民族之建构作用，因此以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者都给出了培育方法与建议。但这两种研究视角并不否认历史论述视角阐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展之史实，三种视角相辅相成，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面向，其中历史是基础，观念是内核，政法是推动力。 以上所述三种研究都是极为宏观的视角，但对于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不同区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培育和增强的方式会有一定差异性，因此需要中观的区域的视角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聚集区分成“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谷苞把我国历史上长城内外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看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性的基础，这都是典型的区域视角。在这种视角看来，环境、生态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也形成了生活于不同区域的族群之差异，因此“不同区域之间的接触呈现‘深浅不一’的层次感，也就造成中国认同的丰富性”［87］37。所以通过对我国各区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促进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区域视角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新角度，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有代表性的是黄达远、王建新等学者对河西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形成作用的研究［9］，［88-89］。另外，有学者研究了交通现代化对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作用，有学者以实证资料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90］，还有学者论述了特定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诉求及形成过程［91-92］。 总体而言，从区域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刚刚开始，研究成果还不多。未来可以区域这一新视角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源、形成和培育，具体可以从西藏自治区、新疆自治区和港澳台等比较典型的地区入手，对上述区域在中华民族建设、各民族人民之交往交融和“五个认同”等方面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做具体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郝亚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3）：13. ［2］邓磊，罗欣.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路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8（6）：24. ［3］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5］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6］徐杰舜.中华民族认同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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