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及其启示(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3 《思想战线》2020年第4期 卢成仁 参加讨论
三、化约论、非化约论与互构论 是社会结构形塑了观念，还是观念形塑了社会结构，对于这一问题，广义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化约论，具有“物”的性质的社会结构形塑并决定了观念的产生。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精神、信仰、观念等无疑都是在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生发、形成的。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也将外部世界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对于社区内仪式、观念的影响乃至重构，作了精彩的呈现。 第二，非化约论，观念体系的存在不能被化约为社会过程的一个部分。古朗士（又译库朗热）在对古希腊罗马祭祀与政制的分析过程中，将一种超越性观念如何组织出社会的过程，做了鞭辟入里的呈现。不仅翻转了历史研究的视角，也提供了人们认识社会的新维度。在这一认识背景下，韦伯透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发展过程的梳理，认为正是“选民论”“预定论”等新教教义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形成的革新性的理性精神，从而使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运作形式成为可能。 第三，综合论，观念的形成及其需要来自于社会，但其形成之后对于社会又具有独立的作用和影响，并不会随某个人群的消逝而改变。这一观点以涂尔干的论述为代表，观念、集体表象来自于社会，形成之后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的作用，即其自身具有独立的性质，直接影响并规制着人们的行动及其选择。 社会人类学在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关系问题上，早期受涂尔干的深刻影响，强调社会结构对于社会中其他部分的规制性作用。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将努尔人的“结构时间”分类及其活动，视为来自于社会结构的统治性影响。不过，社会人类学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分析这两种认识工具的选择和打磨，并不只是受到涂尔干的影响，社会结构和观念作为认识工具本身如上文所说，有着深厚的社会科学脉络。如在孟德斯鸠的阐述中，推动社会运作的“原则”，事实上来自于每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而在弗雷泽看来，迷信及原始社会的“遗留物”之所以能存在于现代社会，是因为某种思想和观念的留存。因此，人类社会真正的统治者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某种知识和观念才是最终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基本力量。因此，在社会结构与观念之关系的三种观点里，社会人类学按自身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研究实践，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认识，即互构论观点。这种认识与“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密切相关。 在社会人类学视野里，社会由外部性的社会结构与内部性的观念组成，缺了其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与运作都会受到阻滞和影响，都是不可能的。社会人类学在异文化的田野调查中，既看到了来自于信仰等方面的观念，具有组织社会以及形成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同时也体验到了观念体系受到现时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影响。因此，社会人类学对于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更多抱持相互构造、相互制约的互构论认识，即观念既能构造新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也能建构和制约观念。同时，影响社会人类学至深的涂尔干与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德克利夫-布朗早期也被称为“无政府布朗”。此外社会人类学亦受到英国道德哲学的深厚影响。当这样几种互具差异乃至对立的观点和分析维度汇聚在社会人类学内时，也使社会人类学在辨证的基础上，选择了社会结构与观念分析作为认识社会的工具，进而在认识论层面，形成尝试弥合经验论与观念论两种不同认识方式的学科基本立场。这既是其学科特点之一，也决定了其不孤立、割裂认识其中任何一方的互构论观点。因此，化约论、非化约背后的社会结构（经验）决定观念又或观念决定社会结构（经验）的认识，事实上是一种一元论的认识方式。在多元力量互相组合、互动的社会境象中，社会人类学以互构论作为社会认知的基本方式，超迈了一元论，进入到二元论的认识体系中。 当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社会的作用和性质的论证完成之后，明确又自豪地喊出：“社会学注定是要开辟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以“人的科学的新途径”这一视角来看，社会人类学在社会认识上，既看到观念的基础性意义，也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强大影响，在化约论、非化约论、综合论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了相互关联、相互构造的互构论观察。互构论的提出，在承接和吸收古朗士、韦伯、涂尔干的影响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既有的认识，形成对社会的新的认识视角。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内外交织并相互构造的社会结构与观念分析的认识论体系，使得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社会人类学“开辟了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因是之故，社会结构与观念分析的认识工具及其内含的认识论，应与田野调查并列成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传统之一。 四、启示：“本体论转向”、一般性与学科传统 本体论与认识论有着内在关联，“本体论转向”在依凭认识论的基础上，也会带来认识论的某种变化。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之后，人类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本体论转向”的思潮。从广义上看，“本体论转向”主要讨论人与非人生物（及非生物的行动者）相互连接带来的问题。例如人与非人生物、生态环境的各类互动带来的并非仅是文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又都有其具实在性的一面。从狭义上看，正如“一个文化，多种自然（one culture，multi-natures）”所定义和假设的，人与非人生物共同拥有灵魂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共享一种文化体系，因为躯体（自然）不同，所看到的和经验到的自然也就存在着差异。从身体感受出发，对于世界、自然感受也就十分不同。因此，“本体论转向”思潮更关注对存在及存在者的本质和“真实”要素的思考，并由此指向对社会本身构成要素的探索，即重返事物（人和社会）本质属性、规定的讨论。既然每个人的身体感受存在着鲜明的差异，那么每个族群和文化对于自然的感受也就十分不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观念，即是其对整个自然、文化、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由此出发，“本体论转向”思潮中的重要思考者维未洛斯认为，对于异文化人群的理解和阐释，并且这一理解和阐释能够为本文化和全球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就必须“哲学化”其观念，从而形成对人类社会新的价值和贡献。在这里，观念既是维未洛斯认识和理解印地安社会的主要工具，也是其进行理论建构和拓展的基础。由此，在新近的“本体论转向”思潮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对社会人类学观念和结构的认识工具的延续和应用，即对结构基础上观念之意义和作用的重新把握。事实上，这一“本体论转向”也带来了对认识论的重新思考，即对观念世界的重新把握。因此我们可以说，“本体论转向”与社会人类学的观念和结构的认识论传统，有着紧密而内在的关联。 相当程度上，“本体论转向”本身并不构成理论，其本质是为了获得对研究对象新的认识和理解，从符号、象征和阐释分析转向事物本质的讨论，是一种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如果说本体论是对存在及存在者的本质和“真实”要素的探索，那么我们借以认识本质与“真实”要素的工具是什么？有哪些？“本体论转向”中对社会运作过程里的观念的重新把握和应用，是其对存在和“真实”要素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认识论是本体论探索的基础，正是在对认识论重新把握的基础上，实现了“本体论转向”。透过“本体论转向”中对观念和结构的把握和应用，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转向”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建基于认识论传统的一种新发展。因此，以“本体论转向”为例，人类学的发展不是要摒弃认识论传统，而是需要重新回到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发展。换个角度看，只有清楚了解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核心及其特色，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形成新的研究推进和贡献。 不过，讨论“回到传统”的问题，也就涉及到社会人类学共同的学科基础问题。民族志方法、理论体系和认识论是构成社会人类学学科基础的三驾马车。民族志方法与知识的获得和表述直接相关，理论体系则是对知识进行分析、抽象和概念化建构的基础。但如何认识和思考以及确立和言说问题（因问题的提出也预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是由认识论决定的。因而，理论体系与认识论关系尤为紧密。认识论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理论偏好、倾向与共识，理论体系事实上可以看作是在认识论基础上对知识的精密化与逻辑化。没有共同的认识论基础，人类学很容易分裂为众多互不相连、无法对话的分支研究领域。以最近20多年来汉语人类学的发展为例，虽在宽泛意义上存在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也有对研究方法的共同确认，但对解释研究对象的理论选择和应用，以及不同分支领域间研究成果的对话和交流上，出现了各说各话、无法通约、互动困难的状况。这种状况固然与学术研究的专精化趋势相关，但与认识论共识的欠缺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人类学同行之间出现的各说各话、互动困难的状况，就在于认识论共识上的缺乏，是对如何认识以及把握研究对象的认识工具之共识的欠缺。虽然，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在扩大，但是对研究对象形成有效分析的认识工具和认识论，慢慢被悬置乃至淡忘。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人类学从社会结构和观念分析转入符号、象征与阐释研究，再到当下的“本体论转向”，认识工具和认识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在社会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思考和探索人之为人以及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面对人类学内不同分支研究领域学者各说各话、无法通约、互动困难的状况，面对新时期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重新体认学科的认识工具和认识论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贯注到分析过程中去，进而在认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是当下我们必须要省思的问题。 同时，人类学在学科形成之初就承诺对人类社会的普同性、一般性进行提炼和分析。弗雷泽认为，通过对群体表现在巫术层面上的认知与心智基础的分析，可以获得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拉德克利夫-布朗对社会结构的论证和强调，事实上是为其比较社会学的展开而煅制的一个认识工具，冀以社会结构为基础进行跨文化比较，从而获得对人类社会某些一般性的认识和理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比较研究乃是获得一般性知识的不二法门。因而，埃文斯-普里查德也把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社会类型比较，看作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最后一个阶段。在经过文化相对论、象征分析、阐释研究之后，人类学也需要重新回应学科最初的承诺，即在特殊性中达成对一般性的提炼和分析。这一工作，在“本体论转向”中已有呈现。维未洛斯所提的“哲学化”地方性观念的做法，即包括了对一般性呈现的要求。因为将地方性观念“哲学化”的目的，是要让不同社会、不同背景的人能够理解、分享。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将地方性观念嵌入到人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知识脉络中作一般性的抽象和转换，才能既为不同社会中的人们所理解，也能对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形成冲击和贡献。因此，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追溯和回应人类学最初的出发点和承诺时，发现社会结构和观念分析的认识论，是我们希冀在特殊性的地方文化中达成对一般性知识的提炼时，仍然需要倚靠的基本传统。 对于汉语人类学来说，重新把握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首先，社会结构的认识论中不同社会事实、社会制度间互相关联、相互影响的互依论，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循环、天人合一、社会交互的思想有着内在的亲和性。由本国的思想传统出发形成研究上的特色，并以此作为一般化与普世性的前提，历来是外来学科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如果我们需要发展既富于中国特色并具有人类学学科特点的研究，那么，以中国传统的自然与社会交互影响及循环式社会运作思想为基础，与社会人类学社会结构的互依论认识相结合，形成对社会运作与构成的持续探索，便是一个重要且可行的路径。其次，中国有诸多不同的思想传统，小传统社会中也发展出多样的观念世界，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史传统。拉德克利夫-布朗就曾以中国“阴阳”观念作为把握人类社会中对立统一的普遍性组织原则的基础。因此，汉语人类学研究依持本土社会丰富的思想传统，结合社会人类学观念分析的认识论传统，将地方性观念进行“哲学化”和一般化的抽象和转换，在提升汉语人类学研究的水准、扩大汉语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的话语和影响上，是一条可行路径。不过，无论是回应和思考“本体论转向”，还是在特殊性的地方文化中达成对一般性知识的抽象和提炼，或是要达到真正的学科本土化，都需要回到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上来重新思考和行动。 结论与讨论 社会人类学视野中的社会由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观念组成，内外交织的认识体系，构成了社会人类学分析和理解异文化的认识论基础。在社会结构和观念分析的认识论体系里，人既受到结构的规制，需要在结构中经营其生活，同时社会的组织和运作又是以人的观念为基础的。对“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的认识里，也蕴含了社会人类学在认识论层面上弥合经验论、观念论两种不同认识方式的学科基本立场和雄心。同时，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对于社会结构和观念关系的互构论观点，在认识论层面，使社会人类学“开辟一条通往人的科学的新途径”成为可能。不过，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传统也有着鲜明的社会科学共同认识脉络的背景，从孟德斯鸠到涂尔干、莫斯、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经过先贤们不断思索、提炼和验证后，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社会认识体系。因此，与其将社会人类学的认识论看成是对社会学年鉴学派的借鉴，不如说这是人类学、社会学共同的社会认识基础。 在这一基础上，对于一般性、普遍性问题的探索和追寻，既是社会科学的共识，也是人类学学科形成时期的承诺。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分支研究领域的涌现，一般性的探索慢慢让位于对地方性、特殊性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同区域研究、分支学科领域间各说各话、无法通约、互动困难的状况。以多样性地方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人类学，无法也不应豁免自身对认识工具和认识论传统的共识。因为，认识论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理论偏好、倾向和底色。从学科史的角度看，社会人类学从结构分析转入符号、象征与阐释研究，再到当下的“本体论转向”，认识工具和认识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在社会结构和观念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思考和探索人之为人以及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面对学科最初的承诺以及当下人类学的发展，重新确认学科的认识论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贯注到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去，成为汉语人类学必须省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