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苏联则采取了文武兼施的做法，即一方面利用苏外交机构与中国打文字仗，另一方面则命令苏联红军势如破竹般地进入蒙古腹地。
经过近20天的激烈战斗，苏联红军远征军击溃了翁格恩的“亚洲师”，并于1921年7月6日占领了翁格恩的大本营——库伦。两天之后，即7月8日，蒙古临时革命政府由恰哈图迁往库伦。与该政府同时抵达的还有由红军远征军护驾的蒙古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
在苏联红军忙于蒙古“独立”政权建设的同时，被击败的翁格恩率领残兵败将四处逃窜。由于苏联红军切断了蒙古通往中国境内的路线，所以他原本投奔张作霖的计划告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先是逃到上乌京斯克地区，后又转到贝加尔湖流域，最后为其部下在北部地区抓获，并交给苏联红军审判。1921年9月21日，翁格恩被苏联政府枪毙。
四、外蒙“独立”，苏联与“蒙疆经略使”结下怨仇
对于苏联红军未经中国同意便大举出兵外蒙古，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的“蒙疆经略使”张作霖无比愤怒。他们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抗议道：这是苏维埃政府背信弃义的行为，是对加拉罕对华宣言的否定，是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犯。而苏联政府的“红军进驻蒙古是应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之邀清剿匪徒”之解释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说，中国一概不接受。
很快，外蒙古问题使苏联政府与张作霖势力对立起来，而且局势日益恶化。可以说，它成了同“中东铁路”一样的使苏联领导人最为头疼的事件。①
1921年7月27日，苏联外交机构负责人契切林在给刚刚从中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远东共和国外长依？尤里的电函里说：“看来与中国及军阀张作霖的敌对关系正在日益加剧。请您再返北京，本着既确保外蒙‘自治’，又承认中国对外蒙宗主权的基本原则，再次与其展开谈判。要与他们讲清楚：我们在外蒙古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打击翁格恩匪帮。要让他们知道：翁格恩也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只要我们肃清了那里的匪帮，就立即从那里撤军。”①
事实上，在剿灭翁格恩匪帮后，苏联红军非但没有从蒙古撤军，而且还在1921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与蒙方代表签署了《苏蒙协议》，使驻军变为合法化。这一有损中国主权的《苏蒙协议》，更加激化了苏联与中国及张作霖势力之间的深刻矛盾。
这段时期内，有关外蒙古的政策问题，也曾在苏联领导层内部引起了不同争论。
如持反对意见的苏共外交界领导人越飞提出：早在1915年由中、俄、蒙三方共同签署的《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已经确认沙俄政府对中国外蒙古的侵略。
越飞还分析蒙古现状说：“虽然那里存在着富有的封建主与神职人员对中国商人的激烈对抗，但是他们仍属于同一阶层，充其量是同一阶层的人在为各自的利益互相斗争。按阶级关系的方法去分析，那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争取民族解放与自由平等的革命斗争’。”
按照越飞的说法，在外蒙古那里进行苏维埃革命，“是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越飞甚至不同意向外蒙古地区派驻苏联红军。他认为，向那里派兵“是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中国的军阀统治的外交政策相抵触的。实事求是地说，向外蒙古派兵，这一行动恰恰是我们的敌人最喜欢看到，而我们真正的东方朋友最为反对的事情”。
越飞十分肯定地表示：目前的对外蒙政策绝对有害而无益。“如果我们不准备发出声明，如：苏维埃政府对外蒙古没有别的打算，也不准备在那里长期驻军等，那么我们对外蒙古的政策就算彻底地失败了。蒙古，是我们的中国邻居最敏感的地域之一，也是中国大军阀随时可以用来反对我们的一张王牌。当我们按自己人的观点帮助蒙古人建立所谓的‘蒙古政府’的时候，那么广大的东方民众就会立即想起被推翻的沙俄政府。他们会说：为了得到自己的特殊利益，苏维埃政权也在效仿沙俄政府呀！”
越飞甚至气愤地向苏联的政策制定者发问：“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那样怜悯富有的蒙古封建主和神职人员？甚至为了讨好他们而甘愿冒险改变我们在远东、在世界的外交政策。”①
但是赞同苏联对外蒙古政策的契切林等人并不接受越飞的观点。契切林坚信：“在蒙古地区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是苏联外交的巨大胜利。就那里的特殊情况而言，成立临时人民政府也是蒙古人民企盼的大好事。”
契切林认为：“目前实施的对外蒙古的政策正是为了蒙古与苏联的共同利益。要知道，蒙古人民在像盼望救星一样，盼望着我们的到来，尤其是给他们带去胜利的苏联红军。由于蒙古临时革命政府始终在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中国军阀等作斗争，所以在广大的蒙古人民中间有着很深的革命根基。这个地域广阔、有着两百多万人口的国度，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人民革命政府。
当然，这个新生的政权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所有的国家机器，就是人民革命军也只是处在初创阶段。正因为如此，蒙古人民才请求我们的红军留下来，保卫他们的新生政权，防止日本人、匪徒及张作霖的部队对他们的侵袭。对此，我们就要担负起我们的神圣职责，不能把他们推向危险的境地。况且目前的人民临时政府仍处在白匪、日本人及张作霖军阀势力的威胁之中。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在威胁着我们的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
在谈到今后与中国及张作霖势力的关系时，契切林的口气非常强硬：虽然“我们承认中国政府对外蒙古有宗主权，但是我们不能允许在外蒙古的同一地区、同一时刻有第三国的军队同时存在。”②
这实际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要求，又肯定了苏联将长期在外蒙古驻军的既成事实。
关于外蒙古地位确定的问题一直延续到1924年5月31日。这一天，苏联政府与北洋政府的代表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代表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及其君主立宪制政府，并声明经双方协议妥善办法后，苏军即由外蒙古撤出。
但是张作霖拒绝承认这一协定。后来在苏方被迫做出妥协，并在奉系的外交帮办杨卓的蒙骗下，才得到了张作霖的同意。
可是几个月后，即1924年11月，苏联政府就背信弃义，提议废除外蒙古的君主立宪制政府，转而成立了完全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苏联政府失信于人的做法，不但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强化了张作霖反苏仇苏的决心。可谓中东铁路旧仇未去，外蒙古“独立”之新恨又来。
苏联与张作霖之间的敌视，有如雪上加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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