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自然法基础——弗雷泽对自然状态的阐释(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20 未知 国曦今 参加讨论
（二）作为认知方式的巫术思维 弗雷泽否定了卢梭的自然个体，紧接着，他还要反驳似乎无可辩驳的怜悯之心和道德情感。卢梭认为，在自然个体进入自然社会时，道德情感的发育是个体与社会沟通的纽带。而弗雷泽则以社会总体为起点，他认为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想象是通过巫术思维达成的，相较于怜悯之心，巫术思维是原始人建立社会关联的核心。 野蛮人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地杀人，并非出于同情，而是由于担心死者鬼魂的报复。大部分原始人相信，被杀者的魂魄会紧紧地缠住凶手；为了防止鬼魂的侵犯，人们通常会举行净化仪式来驱赶它们。在孟加拉的拉加马哈人中，如果两个男人争吵并发生流血斗殴，刺死对方的人将被罚一头猪，他必须将猪血淋遍全身，以防被死者的鬼魂缠住。这种索要猪的方式不是赔偿，有时，被害人的部落也要用一只动物来举行净化仪式，因为鬼魂可能会因怨恨家人不为他报仇而伤害他们。旁遮普的印度人认为，如果母亲在分娩后的第十三天前死去，她将化为厉鬼。为防止她侵扰世人，人们在她的眼睛里放进胡椒，使她看不见回家的路。原始人正是担心鬼魂的报复才不会轻易地使用暴力，那些被认为是善良的美好品质，或许只是出于迷信的恐惧（弗雷泽，1988：107、128、144）。 在社会层面，卢梭认为原始人不依赖法律和武力的强制便能自觉遵守秩序，他把这视作道德情感的作用，是自然状态下孕育的道德起点，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弗雷泽却认为，那些看似道德和秩序的行为，不过是野蛮人对巫术作用的忌惮。 巫术思维保障了统治秩序的稳定。大量的原始民族认为，国王拥有神秘力量，能够与鬼神沟通，是人类的主宰。事实上，首领的任何行为几乎都不会招致反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弗雷泽讲到古秘鲁印卡王的例子：“印卡王和他的兄弟们如果想要漂亮女人，可以随意占有，这对他们而言是合法的。而且，任何姑娘都不会拒绝他们，甚至她们的父亲还会主动把姑娘送上门去。他们也不会受财富的诱惑，作为统治者，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太阳神和印卡王的所有财富……他们也不会受报复欲或者情欲的诱惑去打死、打伤什么人，相反，他们得到的崇拜仅次于王本人。如果有谁激怒了某位印卡，就会因被视作渎神而受到极重的惩罚。但是可以断言，从来没有一个印第安人由于冒犯了印卡的身份、荣誉或财产而受到惩罚。既然他们将印卡视若神明，这类冒犯就绝不会发生”（弗雷泽，1988：11）。或许在卢梭看来，印卡王的例子更加佐证了他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设定，他们看起来不受欲念支配，更有秩序，但弗雷泽认为，事实上他们只是受到巫术思维的控制。 这一点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在波利尼西亚，战士的动产具有某种禁忌性质。除了它们的主人以外，任何盗取、破坏或者践踏它们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染上致命的疾病。毛利人在诸如衣服、房屋、粮食或者果实等私有财产上增加某种记号，使它们受禁忌之神看管。偷窃行为或许会瞒过旁人，但神无所不知，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中发生过两次偷盗案件并最终以诅咒的方式得到归还（弗雷泽，1988：17、31-32）。原始社会中虽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但巫术造成的精神恐惧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弗雷泽都证明了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值得商榷。弗雷泽认为，原始人并非处在个体的状态，而是以集体生活作为根基。卢梭在自然个体中界定的“自我保存”与“怜悯之心”这两个基本属性，被弗雷泽以“集体的物质保存”与“巫术思维”所取代。在弗雷泽眼中，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另外一番场景：人们出于对丰产的需求，以巫术的方式理解世界，从而认为个体行为既能对集体产生影响，也能改变大自然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找到了可以取代道德情感作为沟通个体与集体的更本质的方式——巫术思维。 弗雷泽紧紧抓住卢梭对自然个体和自然社会的阐释。他理解卢梭的启蒙用意，但反对以个体之人作为现代人性论的起点，也不赞成把道德情感作为社会关联的原则。由于道德情感的不稳定性，个体与社会很容易脱节，战争状态似乎更容易出现。当第一批巴黎市民反对国王的暴政时，他们是有充足理由的，但罗伯斯皮尔（Maximilien Fran?ois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的全面清洗却使法国陷入更为恐怖的专政。看似是革命精神的延续，实则早已丢弃了卢梭的理想。革命精英尚且如此，对普罗大众来说，卢梭的方法更是一条难行之路了。与弗雷泽同时代的涂尔干、莫斯（Marcel Mauss）、韦伯、特洛尔奇（Ernst Peter Wilhelm Troeltsch）等法、德社会思想家，也都看到了18世纪启蒙精神的个体主义倾向，他们的学说纷纷建立在对社会的讨论之上，将现代性的社会基础勾勒出来。以涂尔干为代表，他将个体性与社会性作为人性的双重本质，为启蒙价值增加了社会维度（涂尔干，2006：177-189）。与早期的启蒙运动不同，19世纪社会思想的总体变化一方面得益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人类学对人性论的改造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