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1925年5月，国民党右派政治代表戴季陶在国民党第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确立孙中山“遗教”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通过所谓《关于确定最高原则的训令》），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妄图以此排斥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随后，他抛出《民生哲学系统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文章，阉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把它的基础归结为民生哲学，认为它渊源于从尧舜直至孔丘的道统，而其中心则是所谓“仁爱”。这种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表面上是要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实质上是反对国民党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为资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对革命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因此，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纷纷著文批驳。
1925年8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尖锐指出戴季陶主义的根本点“是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表面上反对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代表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选集》第198页。）。当国民党右派邹鲁、国家主义派曾琦同戴季陶互相呼应，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时，瞿秋白又积极予以反击。1926年1月，他写了《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有力地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1925年10月，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2月，他在广州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宣告：“‘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他组织并撰写了《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新老右派“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润（毛泽东的笔名）：《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政治周报》第3期第10—11页。），并指出“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子任（毛泽东的笔名）：《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政治周报》第2期第12页。），呼吁“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第13页。）。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吴玉章等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集团抵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西山会议派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促使大会通过决议，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谴责右派集团分裂国共合作的反革命活动，并分别给予他们纪律制裁。1月18日，大会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毛泽东发言批驳右派代表妄图限制共产党的阴谋，反对公布全部共产党员的身份，主张“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十二日第二十四号。）。
1926年夏，瞿秋白在上海同羊牧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谈过在国民党二大与戴季陶交锋的一段趣闻。他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我和毛泽东等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眺，刚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我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握了手，毛泽东当然也去逐个握了手。但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朗笑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弄得戴季陶十分尴尬。”瞿秋白接着说：“我与毛泽东接触不多，但就在几次不多的接触中，我确认他是一位既有原则又讲策略的党的优秀工作者。”（转引自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第73页。）
为正确解决农民问题而共同斗争
毛泽东和瞿秋白都很重视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确信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和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为正确解决农民问题而共同斗争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们比较早地注意研究农民问题，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重要著作，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1926年10月到1927年春，湖南、湖北等地爆发了农村大革命。农民革命所到之处，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成了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地主政权既倒，掌权的农民随即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归无地少地的农民所有。在蓬勃兴起的农运面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伙同逃亡到城市和军队中的土豪劣绅，大叫大嚷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疯狂地要对农民反攻倒算。在党内，陈独秀等人为蒋介石之流掀起的反动浪潮所吓倒，也跟着指责农运“过火”，竭力阻挠、限制。
早在1926年7月，陈独秀、彭述之把持中共四届三中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案，指责农运“过左”，限定农会“不能带有阶级的色彩”。这个决议案下达后，党内外群众纷纷反映太右。瞿秋白在听取羊牧之汇报这一情况时，要杨之华从抽屉里把他的文件夹拿来，他从中抽出毛泽东所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递给羊牧之，说：“你看这篇文章。”待羊看完后，他接着说：“要依据毛泽东的意见来增添你们的宣传内容。”（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第78页。）12月，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支配下，提出限制农运发展，反对“耕地农有”，规定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目前只能宣传，不能实行。会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甚至强制一些地方党组织搞“洗会运动”，把充当农运先锋的贫农骨干当作“痞子”从农会中“清洗”出去，关进监狱。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于1926年12月17日由汉口回到长沙，参加湖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中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12月3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商定，为与会代表开办短训班，并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随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他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农运，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一千四百多里，获得大量准确反映农村大革命的第一手材料。在前三县考察后，他回到湖南省委向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关于农运的报告。在后两县考察后，又向省委作了报告。2月16日，他写了为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尖锐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他认为，党在指导农民斗争中犯了右倾错误，并列举了纠正这种错误的要点。报告还针对陈独秀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方针，深刻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从2月17日起，毛泽东用三、四天时间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震聋发聩的革命檄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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