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3月5日至4月3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第38期，第39期上陆续全文发表。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1期刊载了报告的一部分，陈独秀、彭述之害怕报告“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下令停止刊登。报告发表后，受到广大农民和从事农运工作同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谈到这件事时说过：“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毛泽东：《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史研究》1983年第6期第1页。）
当时，党中央机关正在由上海迁往武汉。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瞿秋白，看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一方面对报告十分赞赏，另一方面对报告受到陈独秀等人压制十分气愤。他激动地说：“目前党内，特别在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这不行。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是亲身下去做了几十天实地调查，很有说服力的文章，文章里痛斥党内外一切怀疑、否定农民斗争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转引自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第80页。）他愤然地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周永祥编写的《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61页。）瞿秋白再次阅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以后，毅然决定立即将这个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单行本，并于4月11日连夜为报告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到12日凌晨一气呵成。
瞿秋白在这篇序言中高度赞扬蓬勃兴起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说“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他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可能性，说“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就起来，他在城市的斗争足以率领三万万九千万的中国农民。”他还明确提出政权和土地是农民革命所要解决的两大根本问题，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最后，他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5—347页。）
序言写好后，瞿秋白请羊牧之立即把报告交给一位熟悉印刷业务的同志送印厂急付排印。不久，由我党在汉口主办的长江书店出版了题为《湖南农民革命》的单行本，在党内发行。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发生后，杨之华奉党中央急电调遣，从上海来到武汉。瞿秋白同她一见面，就从抽屉里取出几份文件，拿着其中的《湖南农民革命》这本小册子，对她高兴地说：“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继而他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样的好材料，却不准宣传，真岂有此理！”最后，他深情地说：“你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杨之华：《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09—210页。）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瞿秋白和毛泽东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独秀在他所作的党的五大政治报告中，极力为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辩护。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瞿秋白、毛泽东等与会代表，对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的右倾主张和以往在指导工作中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在大会开始时，瞿秋白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在2月间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全面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对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727页。）。这篇论著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领导权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同各被压迫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共产党对国民党应取的态度等一系列纲领性和策略性的原则问题。虽然其中有某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它坚决捍卫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路线，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部重要的革命文献。正如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1928年4月12日为这本小册子再版所写序言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是第一次比较涉及各方面的尝试”（中国共产党党报委员会：《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序》，《六大以前》第670页。）。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党的五大召开以前，为深入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制定了立即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并把它上报党中央和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建议中央立即动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是，在陈独秀把持下，党的五大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正确提案，甚至把他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并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泽东1936年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时，党仍然在陈独秀操纵之下。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却依旧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我非常不满意。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更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开展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更早并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这是由于当时也在陈独秀操纵之下的中央委员会，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审议。……然而，大会以后，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了，我是负责人。”（《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版第46—4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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