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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瞿秋白未参加长征原因:“他们”不同(4)

瞿秋白对陈独秀等人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排斥他于大会领导之外,感到十分愤慨。据杨之华说,“秋白最气的是陈独秀等一些人,一味主观专制。毛泽东同志向大会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非但不予讨论,而且把他排斥于领导之外。”(转引自羊牧之《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忆秋白》第84页。)
     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结束了他在党中央的统治。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27年9月25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常委会,酝酿讨论成立中央长江局的人选问题。他极力推荐毛泽东为长江局成员,并且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经过讨论,常委会同意他的意见,长江局拟由毛泽东等五人组成。
     1928年,瞿秋白在莫斯科,为了继续宣传中国农民革命,主持出版了彭湃关于广东农运的报告一书,并作序,尊称毛泽东、彭湃为“湖南和广东农民中的王”。(转引自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忆秋白》第40页。)
     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在六大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又一次强调指出,农民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的中枢。他在报告中热情歌颂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业已开展的土地革命。他说:“农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激急的进行,有些地方自己动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标’预备田地的分配。没收地主田地的斗争,到处自发的实行。”他在举例介绍湖南农民运动的具体情况时,特地向大家推荐,“最好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转引自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忆秋白》第40页。)。
     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仍然十分关心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一再宣传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重大意义,多次赞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1929年,他曾介绍红军和游击队“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个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又有一次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多县份。”1930年1月,他在《共产国际》月刊撰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时,热烈欢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这些宣传介绍充分反映了他确信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将在全国获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在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挤、打击以后,1932年在上海同鲁迅一道从事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仍然冒险准备把他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单行本时所写的序言,作为附录收入他编辑的自选作品集《“乱弹”及其他》一书,并为此写了一篇寓意深长的说明。(参见瞿秋白:《新古董一篇‘散文’》,《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瞿秋白不顾当时白色恐怖的风险,采取隐晦假托的笔法,想方设法把他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写的序言保存下来,使之得以流传后世,用心可谓良苦。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后来这篇序言终未收入,因而他为这篇序言所写的说明自然也未能发表。然而,幸存的这份手稿,却充分说明了瞿秋白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革命檄文始终是难以忘怀的,说明了他维护和传播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著是不遗余力的。
     1935年2月,瞿秋白不幸在福建长汀被捕。在狱中,他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在正确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上所建树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毛泽东所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他曾对原国民党三十六师狱医陈炎冰(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进行宣传教育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转引自孙克悠《瞿秋白之被捕与就义》,《人民日报》1985年7月26日第5版。)这个中肯的评价,是瞿秋白壮烈牺牲前对毛泽东的崇高赞誉。
    在江西中央苏区相处的日子
     1934年1月21日至3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瞿秋白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主席团成员(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还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人民教育委员。2月,瞿秋白奉中央调令从上海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上任。当时,他们都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打击,在相处十个月的日子里,彼此患难与共,心心相通,十分亲近。据一些当时的知情同志回忆,“秋白同志是毛主席最接近的战友,在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问题上,两人的观点经常是一致的。”“每次见到他们两人,总是面带笑容,还在一起谈笑咏诗呢。”(转引自庄晓东《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忆秋白》第337页。)“他写过不少诗歌,同毛泽东同志互相唱和,表示了自己的忧愤之情。”(转引自吴黎平《忆与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5期。)
     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期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制定了整个苏区的教育计划,健全了各部门的文教组织,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对于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革命干部,作出了很大贡献。
     当中央决定主力红军突围长征时,瞿秋白很想随军行动,毛泽东也很同情他的处境,但博古等人却执意不允。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问题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向大家说明当时的战况和转移的原因,要求政府各部门领导同志做好撤离苏区的准备工作。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还宣布了哪些部门的领导人随部队长征,而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当面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回答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在场的国民经济人民委员吴亮平小声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泽东告诉他:“在中央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转引自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瞿秋白知道这个决定后,思想上很不安。他说:“你们走后,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胜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转引自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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