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14 中国民俗学网 徐赣丽 参加讨论
摘 要：随着我国城市化飞速发展，民俗学研究也需要从聚焦乡村向关注城市做适当的调整。相较于乡村研究，在城市进行研究不仅需要调整操作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也需进行相应改变：一方面，城市研究需要从城市的特征出发，充分发挥城市资源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城市“民”的特点和新时期民俗学的研究任务，我们需要从注重底层转向注重身边的“我群”，从注重血缘和地缘转向注重趣缘，并运用个人生活史和“考现学”的方法来关注当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调整，希望能给当下充满学科危机的中国民俗学带来新鲜的气息、赋予新的能量，从而开拓学术视野，迈向现代民俗学。 关键词：民俗学；城市；田野；转型 一、中国民俗学为何要重视城市 长期以来，中国民俗学以乡村研究见长，不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范式。民俗学者擅长在村落中展开调研，这一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首先，“Fieldwork”一词来源于人类学，中文意为“田野作业”，反映了早期田野研究对象的地域属性，即聚焦于乡野的兴趣，也透露了西方传统学术中所带有的殖民倾向。绝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的“田野”都是“非西方的”，研究的是异国他乡的“他者”，也往往有意地选择“无文字的”“原始的”“愚昧的”“落后的”“简单分化的”族群作为田野对象。这样的传统，对民俗学的影响同样深刻。即使是进入了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学科重建之后），民俗学的田野也仍然是在偏远的乡村展开，关注对象基本上都是农民，似乎不如此就不是民俗学。其次，民俗学从诞生之初就深受“文化遗留物”观念的影响，有研究古老、原始和野蛮民族的倾向。后来，世界各国的民俗学家也曾努力突破其局限，如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曾被表述为“跨越世代得以传承的生活文化”，以取代“民俗”一词；但这样的界定仍过于狭隘，对更为广泛而丰富的现实社会视而不见。 民俗学习惯在村落进行田野调查，还因为这样做更具有操作便利性。村落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对时空有了明确的限定，并且方便开展整体性研究。乡村是相对封闭的有边界的小社区，内部具有地缘或血缘等各种关系，再加上姻亲网络，各种社会关系相互扭结，形成所谓的“亲戚窝”。因此，村落内部家户之间构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提供各种线索，语境的互文关系也能帮助调查者更好地理解被观察者和访谈对象的言外之意。再次，乡村田野风险比较小，因为地域内部有高度统一性，大家共享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群体内部的文化同质性强，不同访谈对象的表述差异不会太大，亦可互相补充。此外，乡村社会内部的稳定性也利于进行长时段的追踪调查，将田野点定在某个乡村，研究者可以不断观察某一类民俗事象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文化报道人或地方文化精英，从而了解地方文化的逻辑和意义，由此也可以从一个村落估计、推演周边村落的情形。 中国民俗学的村落研究传统，或者说，以相对固定的时空坐落中的村落进行具体个案的民俗志研究，其历史并不长。刘铁梁的《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是民俗学走向村落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此之前，民俗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是对民俗事象的类型研究、结构分析。在村落进行民俗学田野研究，并写出深刻的民俗志作品，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的重要进步。然而，今天仍然局限在村落做研究，已经跟不上时代要求，甚至产生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出现的“内卷化”现象，比如对村落信仰或仪式的研究，成果呈现爆炸式发表，质量也已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现有理论范式下后人很难超越。换言之，传统的着眼于乡村的田野民俗志或民族志受乡村物象及相关问题的限制，不容易有新的发现和创造，形成了一个学术天花板，尤其是不能体现当代社会的重要变化。就此，有学者曾深刻指出目前民族志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在面对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诸多重大问题时，显得无效、无能，甚至无声。仍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时依然在猎奇或“搜神”，绝少触及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和重要问题。绝少提出和回答社会科学的真问题，缺少理论关怀和创构理论的抱负；自闭于“学术的”象牙塔，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甚至自大自恋，缺少必要的社会关怀和学术担当；面对丰富多样、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对象，缺少开阔的视野和宽厚的胸怀……此言论颇具说服力。民俗志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不仅中国，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也曾多以乡村为空间、以过去为时间界限。在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学术话语之中，“民”或“民俗”始终作为现代文明或城市文化的镜像和“他者”。在这样的学术旨趣下，类型化、重复性的研究层出不穷，民俗学不仅很难贴近真实的日常生活，还面临着研究对象日渐消亡的学科危机。为此，各国民俗学纷纷进行转型，从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始于1970年代，为学科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它针对定型已久的民俗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对既成的方法论、调查论以及记录论提出了重新考察其前提性概念的必要性”。但日本都市民俗学一直是把都市视为乡村的延续体来看待，没有认识到今天都市社会的特征和结构的变化，固守着既有的在乡村做研究的传统范式，未能开创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本质主义的态度，如曾有日本学者认为，城市祭礼不是地域居民个人的信仰产物，因而很难把它作为基础的民俗文化范畴来把握，这种想法过于执着于民俗的本真性而无视民俗主义现象的普遍存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过去的科学”，在这样的学科观念主导下，城市研究很难突破，而狭窄的研究视野也导致其对社会现实缺乏解释力，因此，倡导都市民俗学的呼声在1990年代后逐渐趋于寂灭。但这并不代表日本民俗学界不再关注都市，岩本通弥早在多年前就指出，尽管研究对象并非是民俗或民间传承，民俗学也应该关注都市；虽然都市民俗学的大旗不再高举，也“并不意味着民俗学不必花费心思在都市做田野”。城市已然是日本民俗学的研究语境，这是不能无视的；但作为一个城市化率极高的发达国家，日本自然不存在“农村民俗学”的说法，也就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都市民俗学”的概念。 早期中国民俗学者也已经意识到城市之于民俗学的重要意义。钟敬文先生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应重视都市民俗研究。约十年后，高丙中发文介绍英美国家城市民俗学正在兴起的前沿动态，并指出：“城市民俗学的兴起，使民俗学从传统转向当代，从社会的一隅（乡村）扩及整个社会，从乡野之民扩及整个社会的普遍成员，从而为当代民俗学灌注了勃勃生机。”多年过去，中国民俗学对城市的研究略有起色，但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这既是学术研究滞后于社会现实的一般规律所导致的，也与民俗学对城市研究的方法准备不足有关。总体来说，相对非常丰富的乡村研究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城市研究在学术史中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学界对当代社会的变迁关注不足，少见精彩的理论与个案研究。 直到今天，许多人仍把都市作为与乡村研究相对立的一方，这种认识是有局限的。如果认为都市民俗学仅仅是对都市民俗的研究，那就大大矮化了都市民俗学的意义。参照来看，日本民俗学的都市（古俗）研究，忽略了现代社会，把民俗学当作“过去的科学”，因此，才使得都市民俗学之路越走越窄。我们提倡都市民俗学，主要是对针对以往过于注重乡村研究而提出的，在强调都市空间不同于乡村的同时，更要把都市视为现代性的前沿。当今的城市是现代性的物质载体。列斐伏尔提出，城市是现代性最显著的空间，现代性是城市经验的凝聚。都市社会学家岩井弘融认为，都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同义词。城市既是人的现代性体验的主要场所，也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活动中心。许多国家都把城市作为文化统领和社会变迁的主要阵地。因此，民俗学对城市的研究虽然早已有之，但仅是把城市看作承载人及其生活的物理空间，而没有认识到当代城市的特性。 这就有必要认识当下中国的城市语境。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变迁是渐进式的，总体显示出相对稳定的状态。在相当长时间里，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差别不大，城市只是农村的集中与放大，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在封建社会，中国的精英文化与下层乡民的民间文化传统基本上是贯通的，通过乡村可以了解中国民众深层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但是，当代城市语境与民俗学诞生初期的农业社会环境有了根本的不同；文化伴随社会变迁也发生了巨变，甚至传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传统出现了断裂。工业化全面深入展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整体上从以农业为主的乡土社会转向以工业、服务、信息等产业为支柱的城市社会，主要人口集中于城市，相当一部分国民已经逐步迈过温饱阶段而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从发展前景来说，进入城市的人口还将继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的估测，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86%，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50年将达到71.2%。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上大学或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不同于其父辈同年龄时期，大部分年轻人也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不愿意再回到乡村，城市生活已经或正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同时都市的流动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将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城乡间的知识、观念将因为人的流动而不断碰撞、融合，因此从整体的发展态势来说，都市是容纳更多人口的空间，都市文化影响也更为广泛。总之，以乡土文化统摄城乡的农业文明时代已经结束，今天城市文化已经占据主导。因此，民俗学要朝向当下，就必须关注城市。 著名城市研究著作《邻里东京》告诉我们，现代的城市邻里生活与过去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社会没有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城市并不是地理上紧密相连的乡村集合体。变迁是城市社会的主要属性，人们是根据当下生活需要对传统进行策略性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历史。作者纠正了以往人们的成见，指出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片新的研究领域，乡村研究的经验放到城市未必适用，我们不能沿用以往看待乡村的眼光及其方法来研究城市。相比于乡村，城市是更为复杂的综合体，在农耕生产生活中萌生、传承的民俗，迁移到生计和生活截然不同的城市中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探讨其中变与不变的内容及过程，可以加深人们对基础文化的理解和对心意世界的把握。 与此同时，转向城市，也是社会发展对民俗学提出的要求。现代民俗学要从当下的生活现象出发，对民俗学研究对象在当代的传承、变迁和新生做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超越乡村或乡土文化研究，通过关注都市中的民俗和占据主流的大众文化来拓宽我们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研究可能把民俗学带向新的境界，并有可能催生新的研究理论和范式，给未来的民俗学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正如在2013年首届“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上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民俗学真正的新的活力在于都市民俗学，在于完全不同于传统民俗学，来自对新的都市生活方式的研究。都市民俗现象有人的情感，有一种日常生活的逻辑在里面......中国民俗学的回避，没有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就没有办法带来新的建构。民俗学的成熟需要更多从都市生活的研究中获得启发。” 当然，我们在此提出需要关注城市，并非认为对乡村的研究不再重要。迄今为止，很多精彩的民俗学个案研究都来自于乡村对于本土性文化的观照，乡土社会为中国民俗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但民俗学对城市的研究，是其迈向现代民俗学必须经过的门槛。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俗学应该从以往专注于乡村研究转向对乡村和城市并重，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研究语境的变化并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俗学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都市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