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赣丽]从乡村到城市：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向(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8:11:28 中国民俗学网 徐赣丽 参加讨论
二、城市田野的特点和优势 城市是快节奏的流动性社会，人们对陌生人普遍而本能的排斥感以及闲暇时间的高度压缩和分割，都增加了田野调查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城市里各种不同来源的人汇聚在一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个城市的认识和了解程度差异很大，所获得的对地方的认识可能是片面的、矛盾的、混杂的。因此，乡村田野的经验并不一定都适用于城市，从关注均质化的农民集体到研究都市里强调个性的多元个体，以往常用的集体调查和开座谈会等方法可能失效。对此，基辛指出，人类学的方法通常是在一个部落社会村落中进行，在一个乡民村落中也相当顺利，但未必能适用于城市社会生活的规模、分割与歧异。与之类似，民俗学长期习惯于在乡村进行田野研究，对在城市进行田野作业大都怀有畏惧或应对茫然。 概括起来，在都市做田野的困难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都市的规模比农村大得多，难以找到进入的途径；第二，交往的都是陌生人，进入田野相对困难，往往需要多次拜访才能找到合适的受访者，并建立信任关系；第三，都市人的防备心更重，一般不愿意暴露自我、不愿意深入讲述，获得他们真实想法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四，因为都市人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很忙，时间被视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调查者需要说服对方花时间来接受访谈，或者想办法尽可能少占用对方太多的时间，甚至无论是工作间隙还是下班之后，所能约定的访谈都是见缝插针进行的，被访谈人没有很多时间来深入讲述，这就不容易形成完整的个案，田野资料容易出现碎片化问题。总的来看，城市中人员的流动性、田野点的变换、访谈时间的压缩使得研究者很难像在村落中一样在同一个田野点进行深耕，因此，在城市要想获得深度访谈的资料是困难的。然而，这些难题并非无法克服，甚至很多困难来自研究者的自我想象。 一位田野经验丰富的民俗学者告诉我，在乡村和都市做调查二者其实没有很大分别，反而觉得在城市做田野与被访谈人的关系更亲近；因为大家都是同一城市的市民，面临同样的问题，共同话题更多，调查者对访谈对象所面临的切身处境和各种生存困境也都有体会，更能感同身受。无独有偶，我所指导的几个研究生也有类似的田野感受，她们从小生活在城市，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反而觉得在城市做田野更自在：“在城市中做田野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事实上，调查对象并不高冷，反而是大部分人倾诉欲很强且善于自我表达。访谈中常见的语言障碍、年龄代沟、戒备心强等沟通不畅的问题基本没有出现，绝大多数人都理解调查者的研究主题并愿意给予协助。”“被访谈人有着较高的学历、广泛的学识、不错的谈吐。在访谈过程中也更喜欢争夺话语权、带动访谈的节奏。对于访谈问题往往能够进行自我的充分表达，很少会出现在乡村田野中提出一个问题而访谈对象无法回答的情况。”“和访谈对象的沟通也比在乡村的田野更加简单直接。他们并不是遥远的他者，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共享着相似的背景知识，不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认知体系，也不要学习陌生的知识术语，理解起来少了很多障碍。”“对比农村，都市中几乎不存在语言上的隔阂，大家在生活习惯、交往规则、交谈话题方面都比较相近。对于都市的学生而言，都市就在身边，在都市可以做周期更长、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有学者谈道：“城市田野研究者，几乎不需要用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来补充原始社会田野调查给自己带来的枯燥和冗长，他（她）只是从城市的一个角落退回到同一城市的另一角落。”可见，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研究者来说，城市是熟悉的日常空间，城市中的人与研究者、调查者一样，是成长背景、生活习惯、交往规则相似的群体。从这一角度而言，对城市群体的研究，也是对我们研究者自身的观照，有许多共情，也更便于沟通。 城市田野研究要随人而动。如前所述，以往做田野大多是在村落进行，乡村村民同质性强，社会网络紧密，有一个相对明晰的、可识别的边界；相反，城市地理范围很大，个体多元而缺乏稳定的联结，社会网络疏松。都市文化空间与人群所具有的流动性特征让都市呈现为一种开放性的结构，难以划分都市田野点及其边界。田野点选择多数时候并非是直接去划定一个区域，而是根据问题意识先寻找田野研究对象，再跟随他们在城市内活动的空间来确定田野点，有时甚至没有固定的田野点，而是追随受访者不断更换地点，甚至形成现实与虚拟（网络）的多点调查。因此，城市的田野不是从地点切入，而是围绕具体的人展开。为了要在大城市茫茫人海中找到适合的访谈对象，首先是要把握城市人群的生活规律和特点。我指导的一位研究生在对上海拼布爱好者进行研究时，便根据这一群体的流动性特征采取了多点调查的方式，并将他们在互联网虚拟社群中的发言与在现实空间中的行为进行对照分析，这种方法超越了以往固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空间内的田野范式。 城市田野要求研究者有更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或利用自身的某一优势或某一特长去接近对方，如城市中产人群的生活本身就是想制造某种区隔，要进入他们的圈子里，研究者需要利用自身与研究对象的相似性。有研究指出：“中产阶级群体拥有的物质和象征系统，也给田野调查者提出了新的要求，走近这一群体，并被该群体接纳，首先需要研究者能够具备与其社交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其交往……研究者甚至还需要具备某种专业身份，才能够被中产阶级群体接受。”在前人已有相关研究中，有人或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或以医生的身份，或以专业教师的身份进入田野现场，从而取得了被研究者的信赖。我曾指导一个博士生在城市做鲜切花消费研究，她的策略是以自身曾经学习过插花知识的经历应征为花店做义工，以店员的身份去接近消费人群。可以看出，人们对城市人群的田野观察或访谈不同程度地带入了研究者的经历和角色，研究者需要寻找一个让受访者舒适而自然的身份进入田野，避免对方把调查者的行为视为冒犯或打扰而加以抗拒。 在具体的田野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城市生活的特性，因势利导，逐一逾越各种阻碍。通常情况下，“引路人”会帮助我们迅速打开局面进入到田野内部。为了进行城市家庭的红木家具消费生活的调查，一位同学就将其父亲作为“引路人”，由此以滚雪球的方式找到多位受访者，从而快速进入田野。另一位研究生对都市手工艺锔瓷学习班进行调研时，首先与举办学习班的师傅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此后她在师傅的引荐下自然而然地与他的各位徒弟建立了田野关系。为了对城市中某些特殊人群有近距离的接触，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态度，研究者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去，如前述研究锔瓷学习班的同学就曾亲自参加了一期学习班，参与观察的同时，也得到许多随机访谈的机会。另一位研究生选择上海市某风水讲堂为田野对象，她在成为讲堂学员之后，与讲堂中的学员进行共同的日常实践，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并记录下自己的感受，由此她不仅与受访者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还产生了“共情”，从而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我们与田野对象的同质性，使得我们更容易、也更乐于践行相同的文化活动，无论是学习手工艺、风水知识，还是参与健身、进行文化消费，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都并非难以深入。在都市做田野一开始比较难进入，进入之后较容易融入团体，融入后获得的资料也可能更加真实可靠，加上研究对象并不是位于偏远乡村，还可以长期跟踪调查。 相比于乡村，城市的优势是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借助文字资料对城市有更多了解。一般来说，城市的历史都比较悠久，而可能留下各个时期多样化的档案和文献。去乡村田野可以搜集到的碑刻、契约、档案、家谱、方志、传说、口述史料等资料，在城市中同样可以获得，还可能获得更为宽泛的图文影音资料以及其他学科的调研报告或媒体资料，如新闻报道、政府文件，以及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广告、视频等。通过对本地的文化动态进行探查，可以从中找到各种有价值的信息或其线索。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现实研究中并不少见。如社会学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就是一部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城市移民研究的杰作。研究者通过在杂志上刊登广告，收购私人信件和自传，了解到外来移民自我讲述的生活故事，最终形成不俗的研究成果。 此外，城市人群大多是熟练使用网络聊天工具的，在网络全覆盖和智能手机普及的社会，网络民族志或微信民族志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有研究者利用手机微信等进行田野，完成了真切反映当下年轻人生活的民族志，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提示我们，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城市的资讯更发达，城市的各种公共文化符号及其活动也更为丰富多样，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这样看来，城市中的田野研究其实有不少优越的条件。 总而言之，我们不必夸大城市田野的难度或过分强调城乡田野的分殊，而要把握城市的特征，充分发挥其优势，尽量避免城市田野的碎片化和无方向感，在感受他人与观照自我中展开田野调查，城市中的田野将大有可为。 三、研究视角的转换 民俗学从乡村转向都市，需要进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调整，这不仅是为了适应城市化的社会环境，也是为了应对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诞生于前现代时期的田野方法和学科知识，未必适合今天的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需要，如何让学术紧跟时代并借助现有资源让民俗学成为现代学科？这不仅意味着民俗学的研究目光需要转向都市，也推动民俗学面向当下社会实现全面转型，以摆脱学科长期以来执著于传统的、琐细的、边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定式。 在今天，乡村民俗研究仍是主流，这一方面是由于学术研究的惯性或师承相续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田野被许多学人视为畏途。但是，现代城市呈现出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激发我们新的思考。换言之，城乡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研究城市不仅意味着学科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对研究领域和思考方向做新的开拓。历史学家行龙解释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方法。他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理解“方法”的：“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这也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从这一角度说，研究视角的转变必然带来方法的更新；方法的调整，也必然伴随研究问题或研究视野的变化。因此，民俗学从关注乡村到城乡并重，需要同步更新研究视角与方法。 就民俗学的田野调查而言，不同的视角会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带来不同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调查不同，民俗学调查并非仅靠研究者单向的推动就可以完成，而需要研究者与受访者在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展开，调研资料正是“共同创造”的结果。“民俗”是研究者的发现，有什么样的眼光，就有什么样的学术产出，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学者在同样一个地方会发现不一样的“民俗”，这与研究者的观念和学科意识有关。因此，民俗学转向都市，带来的是无可效仿的困难，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自由开拓和探索的空间。一方面，过去民俗学家调查村落的观念与方法，到了城市恐怕会失去原有的效力。城市中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员的流动性、异质性、多样性与个人主义倾向明显，即使民俗学家对年长者进行调查，也无法全面地把握当地生活；换句话说，原来执着于“地方性知识”的专业视角和学科任务，可能会遭遇挫折而被放弃。另一方面，城市研究可以尝试新的范式。比如，我们可以调整方向，把忠实记录地方生活的目标替换为从城市生活中发现民俗学问题。研究城市音乐的学者指出，城市音乐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关注的主要不是音乐的类型，而是音乐活动中所产生的现象或呈现的问题。以此类推，在城市进行民俗学研究，也并非主要是为了对民俗的类型进行考察。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田野和撰写民俗志之前，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 要在城市发现问题，仅仅有民俗学的知识和专业眼光是不够的，城市研究的很多问题都与现代社会密切相关，而这恰恰是以往民俗学研究所忽视的部分。多尔逊认为，city folk不同于过去的country folk，因此民俗学家必须从根本上修正自己对常民和民俗的传统性观点。比如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岩本通弥指出，民俗学对都市的研究，根本用不着去挖掘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是否存在“民俗”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因“民俗”本来就是一种“先验对象”，我们的研究是为了探究“常民”的实际生活形态及其生活理想，民俗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城市做田野，其成果可能不是“民俗”志，而是“文化”志或“生活”志。但换个角度说，城市里的“民俗”可能与我们以往头脑中所固化的“民俗”概念不同，正如岛村恭则所言，“我不使用‘生活志’而特意使用‘民俗志’一词，因为这里的‘民俗’就是‘生存之道’本身”。如果把民俗理解为普通人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所依据的传统与所创造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那么，都市里的“民俗”同样是很可观的。因此，我们只要调整视角，就能较快发现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关研究。以下我们提出四个方面的视角转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