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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对华政策的对象──中国对美政策

新中国诞生于冷战年代，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整个中国对外政策体系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有力制约。当时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对抗，都把意识形态因素当作对外交往的首要原则，我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相应地制订了对外交往的三大基本方针：一、“另起炉灶”，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的新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一边倒”，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将发展与“兄弟”国家的关系置于首位;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不急于同它们建交。三大基本方针在执行过程中走得更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界人士大部分被轰走，与之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则沾上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嫌疑。在三大基本方针所指导的对外政策体系里，对苏和对美政策形成突出的两极。1950年2月签订《中苏互助友好同盟条约》后，两国正式结盟。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前国民政府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则首当其冲，成为反西方政策的头号目标。

上述不利于发展中美关系的环境因素无需否认，不过应该加以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描述。从道义上讲，一个受了西方列强一百多年摧残的民族作出某些过激反应在所难免，无可厚非。从历史环境看，同苏联结盟也符合当时的民族利益。我们家底太薄，亟需外国援助来启动工业化和防务建设，包括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以对付频繁袭击大陆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迟早要重新武装的日本、驻越法军等等，且不论占领日本的美军。惟有发展模式与我相同的苏联满足了这个最低要求，帮助我们在十年内就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和防务体系(包括核武器)打下了基础。反之，强大的近邻苏联一旦闹翻，则比远邻美国更危险。从一般政治和地缘政治两个角度来看，中国都是冷战“边界”上的唯一大国，具有改变世界权力平衡的关键作用，从而陷入两大阵营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成了它们的必争之地。假如我们不顾自身的处境和条件而盲目模仿瑞士、印度、南斯拉夫等中立国，轻则丧失任何一方的援助，重则腹背受敌，遭到双方的挤压乃至合击。例如在六十年代，美苏都曾制订了对华核打击的计划，甚至出现过两超合谋对我实施核轰炸的惊险动向。今日南斯拉夫的悲剧证明，中立有时也会“挡道”得罪人的。以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综合实力而论，象六十年代那样同时对抗两超、象七十年代那样联美抗苏或者象改革开放后那样完全独立自主，都为时过早，而只能象抗战时期那样集中力量(包括盟国的联合力量)对付主要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成功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从来不象东德、捷克之类卫星国那样完全听命于苏联，我方实际上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实质性障隘。1950年初，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英国、荷兰等北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中国，经过或长或短的谈判后分别建立了(包括代办级在内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历来极其重视中美关系，1949年6月建国前夕还邀请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访，是美国政府未予接受。我方从不存在拒绝承认美国的问题，从未关死两国交往的大门。从我们建国到朝鲜战争之间的9个月内，只要美国真有诚意，任何它人都不足以阻止它承认中国。所以不管美国政府如何辩白，两国关系中主要的实质性障碍只能到他们自己身上去找。

2、美国对华政策的利益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仍坚持维护“在华利益”，即在华特权。艾奇逊国务卿曾代表美国政府为承认中国而提出“三项准则”：“一、该政府事实上控制了领土和国家机构并能维持公共秩序;二、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在国际上的义务;三、该政府的统治为其人民所普遍默认”。其中第一、三两条只要双方愿意，就可以灵活解释，达成共识。关键在于第二条“准则”中“国际义务”的概念，在当时包括以前各届中国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它们在中国享受一系列治外法权，其中也有美国的一份“在华利益”，它们纯属强加给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惯例”。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掠夺性条约，与各国建立平等的新关系。在这方面，双方的不同原则直接冲突，没有妥协的余地。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的偏执不在我们之下，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与它资本主义领头羊的身份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意识形态“一致性”的政治传统。在英、法、荷等西方民主国家，除法西斯分子以外，持其他信仰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表达见解。唯独美国仅能听到资本主义的声音，只不过有不同的调门，即尊重“异端”而仇视“异教”，对内宽容而对外偏狭，思想统一的程度甚至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当然美国不是法西斯，还不至于以恐怖手段镇压不同政见，而是建立一种外松内紧的控制机制。宪法承认言论自由，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极端”事实上无法公开发言与活动，此类移民则不得入境。出于内政的需要，美国在国际上一向不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近两年来，克林顿政府仍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整齐划一而不是千差万别的国际社会。外国人往往不相信，世界上成分最复杂、个人自由最突出的社会，怎么会推行半专制政治?其实两者恰恰彼此平衡，成分复杂的社会往往结构脆弱，具有巨大的离心力和潜在的爆炸性，反而必须保持起码的“一致性”。由于美国只经历过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民族在政治上极其无知而武断，其他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都近乎原罪。无论如何，意识形态“一致性”早已成为他们不可侵犯的国家利益。所以在这个共产主义最不成气候的国度，反共态度却狂热得出奇，仿佛唐吉柯德在与风车搏斗。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会里的保守派就为支持半资本主义的台湾而向杜鲁门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此外不能忽略，苏联与美中两国都有决定性的利害关系，成了中美利益互动中一个关键性的变量。两超在整个冷战时期始终水火不相容，制度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在其中紧密交织，否则无法解释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还要通过北约东括排挤资本主义的俄罗斯。由于两超于四十年代先后掌握了核武器，双方的较量已经开始具备生死搏斗的意义，压倒并支配了所有其他利益。辽阔的幅员和敏感的战略位置，使我国对美苏双方的力量消长作用非轻，心理上的影响则更大。而近代以来，国力的一落千丈和历届旧政府的腐败无能又令人侧目，抗美援朝前夕，麦克阿瑟将军的狂妄冒进和斯大林元帅的悲观退缩反映出一般国际人士对中国人的轻视。因此两超均不愿理解、更谈不上尊重我们的民族利益和独立自主的意志，而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的两分法看待中国的一举一动。这就形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随着我们逐步倒向苏联，得罪美国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