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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首先，朝鲜流亡政府将是一个有几百万人民、几十万军队、以半军事化方式所管理的国中之国，行政费用也远比一般国家为高。国家主权、行政管理、国土开发、资源利用、交通运输、刑事诉讼等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协调工作简直不可想象。因此无论主人多么热情，客人多么勤俭，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局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力不从心的;其次，中美对抗和冲突将不断升级。五十年代是多米诺理论的流行期，实力鼎盛的美国决不肯自动后退。他们为对付人民军的游击战，起码会强硬要求在中国边境建立大片的军事缓冲区，无异于要求解除东北的边防。我国岂能接受!因而势必与美国进入对抗和冲突状态。他们可以选择的手段有占领鸭绿江水电站，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提前开辟印度支那战场，轰炸中国的城市和设施等，政治和经济制裁更不在话下。但东北有苏联的军事存在，他们自日本投降后尚未完全撤走，陆军还守卫着苏联人所管理的长春铁路，太平洋舰队还驻扎在旅顺港。中苏同盟条约包含军事条款，苏方对我承担了援救义务。因此，美国虽有能力对中国大陆或朝鲜流亡政府实施大规模常规打击，却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这样一来，我国遭受核打击的危险反而急剧上升，正如在六十年代中期，约翰逊总统就曾考虑过对越南的大后方中国进行核袭击一样。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本文对结局的估计还远远不够。出于分析的需要，南北夹击、朝鲜冲突、印度支那冲突、“双鬼叩门”几种主要险情基本上是相互剥离、分别模拟的，但总体未必等于局部的叠加。如果多种险情同时存在，就会相互影响，产生一种难以逆料的总体效应。与此同时，当事各方也需要制订总体性的应对之策，从而影响外部的总环境。局部既可以相互促进从而加强总体效应，也可以相互抵销从而减弱总体效应，本文相信朝鲜危机将使各方的矛盾激化，因而基本认同前一种趋势。在每一种险情中，新中国内乱和美苏直接冲突的事态由于预期的机率不高，都没有包括在设想之内。但在预测总结局时，这两种最严重的事态就可能超出各方的控制能力而爆发，甚至合而为一。那种高度复杂的危局也超出本人的智力和知识限度太多，实在不敢贸然作进一步的推断，免得文章失控。

五、抗美援朝的价值

在分析了美国参战的潜在威胁之后，评价抗美援朝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就言之有据了。本节首先要说明抗美援朝的目的，其次确定衡量利弊的方法，清理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的偏见，然后对这场战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国内外许多人至今以为，中国政府当年主要是为了朝鲜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战，与本国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公开的国内资料已经证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国家利益有充分的考虑，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尤其美台南北夹攻的险情极其敏感。首先，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及时作出了应对。1950年6月28日即美国侵台的次日，周恩来总理的抗议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8月24日，周总理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就美国侵台问题提出控诉案，要求安理会立即实行制裁。“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以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饱经战乱、千疮百孔的中国究竟是否应该参战，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美军占领台湾后已经威胁华东、上海，如果再压到鸭绿江边对我更为不利，敌对势力将气焰高涨，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与此同时，政府密切注视着美国出兵印度支那的动向，更强烈地意识到我国已经无路可退。

其次，纵观我国政府的整个决策过程，权衡国家的利弊得失显然占去大部分精力，经过反复斟酌才达成共识。第三，中、美两军在朝鲜交手之前，不用说外国，就是我国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内的党政军领导人普遍担心，解放军从未经受过现代战争的考验，不知能否顶住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猛攻。他们制订了美军破关而入、直冲腹地的应急计划，是怀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悲壮心情出阵的，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不惜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能说明他们认定袖手旁观风险更大。此外，许多国外学者注意到，“联合国军”逼到家门口中国才出兵，在军事上错过了在朝鲜蜂腰部组织防线的最佳时机。他们据此判断，中国参战的主要动机显然在于保境安民。

所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动员口号完全符合实际，概括得非常准确。“保家卫国”是主要考虑：“抗美援朝”仍然是首要考虑，一则出于国际主义的政治义务，二则两国利害与共，抗美援朝代表了保家卫国。国际、国内两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国内外的舆论界之所以产生广泛的曲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相关的宣传并非无懈可击。长期以来抗美援朝的国际义务提得多，而且日益增多，保家卫国的丰富内涵讲得少，而且日益减少，因此两者的内在联系并未得到广大群众、乃至广大干部的真正理解。这种一边倒的宣传，在国际主义目标压倒一切的冷战时期是在所难免的，何况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关系也不平等，众“兄弟”谁也没有资格高谈祖国的利益，唯独“老大哥”例外，据信他们代表了全人类。保家卫国的决策不予张扬，可能不失为一种韬晦之道吧。与此同时，在国际主义理想高涨的岁月里，一边倒的宣传在国内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几十年过去，民族意识日渐觉醒，这种宣传的局限性日益增大，现在似乎到了重新考虑的时候。

就抗美援朝对于国家利益的得失而言，有很多根据可以用来进行正面论证。国内的出版物早已指明推进了国防现代化，以及锻炼了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等。国际上的着眼点与之大不相同，评价甚至高于国内──将抗美援朝视为中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里程碑。国际人士普遍相信，从古至今，强国的崛起都必须经过战火的洗礼。能够打败或打平某个世界一流强国的新兴国家，就被公认为新的强国。例如在1588年全歼欧洲海上霸王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英国，数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联军的拿破仑法国，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美国和苏联等等。出于这个理由，许多外国学者把顶住了世界“大哥大”美国的抗美援朝也列入其中。例如美国的军事史专家赫尔姆斯说：“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他们还强调，中国通过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提高了对苏联的独立性。

在彼强我弱的中国和美国之间，朝鲜本是有益的缓冲带。一旦失陷(不如说搬迁)，中美两国才算真正地“短兵相接”，而战场也就难免延伸到中国境内。加上冲突久拖不决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处境和代价更象印度支那战争中的北越，而不是他们的大后方──我们自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