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文]普罗普与巴赫金——试论20世纪民间文艺学的两种范式(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3:11:24 中国民俗学网 王杰文 参加讨论
三 民间文学的言语体裁 问题在于，在哲学—语言学界，“究竟什么是语言活动的真正中心：是个人言语行为表述，还是语言体系呢？哪一种是语言活动存在的形式，是不断的创造性的形成还是自身规则一致的固定不变性？”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与普罗普不同，巴赫金并不是着眼于固定的故事集中的特定类型的文本，而是着眼于人类言语行为的整体，努力探索的是人类言语体裁的普遍特征。为此，他首先区分了“简单类型”与“复杂类型”（或者“基本的言语体裁”与“派生的言语体裁”）两个概念。这显然不同于普罗普的用法，在巴赫金那里，“简单类型”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简单的人际言语交流，“复杂类型”则是混合了多种简单类型的言语体裁。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巴赫金关注的是“言语”行为，即“表述”，而不是关注死的“语法”，因为，在他看来，“语言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表述是语言的事实）进入生活，生活则是通过具体的表述进入语言。表述正是极其重要的问题症结”。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或者“普通语文学”）既不同于索绪尔的形式主义，也不同于福斯勒的行为主义。当然，在区别于普罗普的思想维度上，其主要的区别在前一方面。 既然人类活动的领域众多，它们又各自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特有的言语类型与讲述风格，那么，对这些言语类型的分类就不能抛开主体自身的认识与实践来开展。像普罗普那样把故事讲述行为所产生的特殊性视为基本形式的“衍化”，视为次要的研究对象，在巴赫金这里，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歪曲化了的操作。 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讲述从来都内含着讲述者、讲述的内容与听众，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言语交际”的事件。这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的、积极的过程，远不是一个如索绪尔那样只是在想象中构想的——说者是积极的，听者是消极的——粗鄙而简陋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认为，从长远的时间来看，任何讲述行为都是一个“对话”的过程。 与传统语言学家把讲述的内容文字化，然后依据语段、句子、词汇、单词、音节、音位的划分单位来开展研究的方式不同，巴赫金认为这样的区分没有考虑真实的讲述行为，而是一种对尸体的解剖。事实上，真实生活中的“讲述”是千变万化的，它的自然边界是讲述者之间的言语行为的“交替”。“交替”意味着交际双方的“共在”，意味着讲述的目的是交际。在某种意义上，不难看出，普罗普分析的对象是“句子”，而巴赫金分析的是“表述”。 在实际的交际过程中，“表述”是交替进行的。言说的主体之所以需要交替，是因为他已经通过某种典型的表述形式（言语体裁）表达了某种意图与主题。而他的交际对象也凭借对他的表述形式的理解，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把握住了这一主题的完整性与意图的清晰性。这个共享的“言语体裁”虽然像语言形式一样是交际双方潜移默化中习得的语言装备，却又是交际双方可以自由灵活地选择与应用的（表情与语调）文化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并不把民间讲述类型视为民间文学的固定类型，并不试图去探索其作为一种类型的本质特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言语主体的交际资源。 既然作为交际的资源，那就意味着一切的言语行为都是有主的，一切的言语体裁与言语形式都是服务于具体的交际目的的：
在交际的层面，语言形式不再是中立的符号体系，而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它们的含义在交际的整体中，在言语者的表情与语调中反映出来了。任何个体的言语行为都是在“应答”前人与他者的言语行为的基础上产生的，换言之，任何人的话语中都回荡着他者的声音与语调，并同时有意无意地掺杂着他个人的声调。这就是说，任何言语主体的讲述，其含义并不仅限于其讲述的内容，而是在对他人的相关讲述做出应答。具体到民间故事的讲述行为中，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故事的内容上，却忽略了讲述者与他人的讲述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他的这一讲述中所回荡着的他人的泛音。意识到这一点，故事研究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言说者个人，而应该把这一讲述行为与更广阔的言语交际关联起来。 总之，在巴赫金看来，任何表述，除了自己的交流对象之外，总是以某种形式回答此前他人的表述，并依照预想的他人及其可能做出的应答来建构自己的表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探索言语体裁的本质特征就不会考虑言语交际的针对性，更不会考虑他人对此言语体裁的态度。在巴赫金的“表述”视角中，重要的是言语主体如何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中，基于对交际对象的认识与理解，出于具体的交际目的，创造性地应用言语体裁以完成交际。在这里，交际的对象直接影响着言语体裁的基本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