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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制混乱的不肖皇帝们：第一次让义军有了站稳坐大的机会

许多大家族里经常出现过子女为争家产斗得头破血流的事情，为何这样的事偏偏只发生于大家族里面呢？原因自然是因为这家族“斤两足份量沉”了。如果将元朝比作这样的家族的话，它也发生过一系列这样的内部争斗。史学家常说，元朝中期的政局动荡就是其全面走向下坡路的表现，我却说，正是因为元朝中期国力达到了鼎盛，这才导致了一系列动荡。试想一个落魄颓败的国家，又怎会引致不肖后代们争先恐后的争权夺利呢？“临死锄一把”显然并非那些不肖皇帝们的本意，他们这么做的意图无非是为了争夺一块眼馋夺目的“肥肉”。

元中期的政局动荡表现在，1295-1368短短的七十年间，元朝的帝王世系中就出现过十位皇帝，如此频繁的帝王更迭对一个统一性大国家来说自然不是好事情。再看看1295年是什么环境？1295年正是忽必烈刚去世的时候，其亲手打下的基业正是厚实之时。那一年即位的元成宗就好比乾隆接过了康熙雍正的基业一样，那时的元朝江山正是这么一块大肥肉。元成宗是忽必烈钦点的储君人选，如果他不是那么短命的话，忽必烈的治国方略或许还能长年延续下去，可惜元成宗仅在位13年就死了。成宗死后，武宗继位，并立了弟弟(仁宗)为储君，约定弟弟死后再归位给武宗子嗣。不过元仁宗最后违背了誓约，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后代，这就引发了元中期一系列的血腥政变，其中就有刺杀事件(南坡政变)、两地自立为帝事件(两都之战)、毒杀事件(上都兵变)等。虽说帝王争权经常打的是“正嫡”口号，但内心里谁不是为了权力江山呢？

中国许多皇帝在即位后往往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能稳固自己的权位，元朝如此频繁地更迭帝位，这就无形中削弱了其内部的凝聚力－－各派系势力一时不知该何去何从引致了内乱，这就好比一直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了一样。对一个难以击倒的人来说，他拳头松开的片刻就是对其发起致命进攻的绝佳时机，于是1351年，刘福通趁机第一个竖起了推翻元朝的义旗。其实那时候的元朝还是非常强大的，刘福通不过是充分利用了元朝内部各自为政的时机(伯颜专权)，否则他起义的结局也只会和元朝以往的无数次起义一样－－仅是给元朝挠挠痒而已。很不幸地，废黜伯颜后的元惠宗不但没意识到“是元朝自己制造了致命混乱”，反而将刘福通的起义跟以往一样等闲视之，这就让元末农民起义得以迅速壮大了起来。若非如此的话，在刘福通之前还发生过上百次类似规模的起义，但有哪次没被元朝强大的战争机器给镇压了下来呢？事实上，公元1362年的时候，元惠宗尚有足够的实力和机会彻底平定刘福通的红巾军起义，可惜太子(后来的北元昭宗)正在夺老子的权，元惠宗只好将精力放回朝廷内部上，最终让元末义军形成了燎原势力。

4.“咬死大象”过程中的群蚁：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使蒙古人彻底被孤立

无论是刘福通的起义还是朱元璋的起义，义军队伍都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和中国古代其他起义很不一样的是，元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阶层品流尤其复杂，实际上，它们已超越了普通“农民”起义的范畴。

原来，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将全国人口不分民族种族进行了强制性的分化，蒙古人为一等人，西域各地居民则为二等“色目人”，原金国境内的汉人、契丹人、女真人以及曾作为元后方根据地的云南人就为三等的“汉人”，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人口则不分种族均为“南人”或“蛮人”。这样的人口划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当最高层的蒙古人与最底层的南人发生冲突时，且不管二等“色目人”是何种立场，由于他们远在西域，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三等的“汉人”呢，则很可能会左右观望，在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轻易靠向任一方。如此一来，冲突就成了“蒙古人”和“南人”之间的双方对峙，在人口优势上，“蒙古人”首先就会大输一筹了。由于“南人”的组成中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小地主、知识分子等(不分民族)，因此当诸多阶层联合起来时，其蕴涵的力量是元朝政府始料不到的。换句话说，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就是“南人起义”，其实质就是两大人口等级的正面对抗。其实元朝一开始就犯了个错误，它实在不应该将人口最庞大的整个群体都定义为“四等人”，这等于是为自己培养起最具潜力的抵抗对手。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