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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越教授:宏大叙事之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


    如何处理宏观与微观、史观与史料、理论与史实等关系,是决定历史学研究方向和高度的重要问题之一。仅仅纠缠于历史细节而忽视理论建树、宏大叙事的历史学研究,难以实现史学“通古今之变”的要义,更难以肩负起国家、民族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如何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使中国历史学研究以宏阔的视野和丰硕的成果屹立于世界史学之林?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越。
    “碎片化”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史学研究呈现“碎片化”趋势,这与历史学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关联?
    张越: 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建立中国的“新史学”,其理念便包括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结合多学科(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用于史学研究中。不过这一号召在近百年的中国史学发展中反映得并不十分明确,对不同学科的掌握程度以及交叉研究在操作上的难度是主要原因。其实,以唯物史观史学而言,无论是远古上古中古及近代史,其研究方法早已在尝试融入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方法,譬如郭沫若、吕振羽等人的著作。这些研究仍被视为整体史层面的宏大叙事,对唯物史观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意义似乎不是很大。
    有必要首先厘清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所指到底是什么?我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为例来谈一谈。如简帛等新材料不断发现,学者便集中精力对其进行整理和解读,这类研究成果也确实占有了相当的出版资源。在当今的学术机制中,这样的“效益”无疑是吸引人的,这也是“碎片化”研究的表现之一。然而上述内容都是对新材料的正常研究行为,并非“碎片化”指称的主体。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新材料无限增多,并且随着史学和史料观念的变化,以往并不被视为是史料的东西也成为“令人心仪”的史料,研究范围与研究视角遂大大扩展,其背后的理念推力则多为各种西方的史学观念。“碎片化”所指,当以此为主要部分。
    当代中国史学趋于借鉴西方的理论模式和海外中国学的既有成果,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均以西方“新知”的态势为中国史学所关注。在未能或正在消化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史学就先从方法论入手学习并付诸实践,研究呈“碎片化”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与中国史学“碎片化”趋势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史学寻求新的发展的一种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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