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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张越教授:宏大叙事之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3)


    
    单凭微观史研究难“通古今之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历史学研究中,整体关注和细节研究、史观与史料、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为何当前“碎片化”问题尤显突出?
    张越:一般说来,对历史观的理性把握和对史料的严密考证,方构成历史研究的完整环节。民国史学以史料考证为主流,但是史观派也异常活跃,尤其是唯物史观史学发展势头强劲,历史研究之“细节”与“整体”两翼并存,顾颉刚先生将史料考证与唯物史观史学视为“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史学为主流,但史料考证的学术实力和研究人才仍在。
    近二三十年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受到质疑,无论是中国古代史还是中国近代史,在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上表现出的失语或力量不足的状况,使“整体”与“细节”两翼严重失衡。前者多年来颇有一蹶不振的态势,后者依据一些西方史学理论,关注于对历史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考察,使得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宗族信仰乃至日常生活、边缘人物与群体等内容都纳入历史研究的课题,“碎片化”问题则逐渐凸显。
    如果说,这种状况出现的早期,史学界尚可以将此视为思想解放的成果或史学摆脱非学术因素过分干扰而多少受到肯定的话,那么随着关注细节的微观史有过于“琐碎”的趋向,而“宏大叙事”的整体史却长时间少有问津,一些史家便该对此深表忧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辨析史观与史料、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之间的关系,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宏观与微观、史观与史料、理论与史实等关系在历史研究中的紧张,均属历史学学科属性的一部分。从历史学功能的角度看,微观研究以具体研究为主,以求真为宗旨;宏观研究以历史观和具体史实相结合,历史观更具指导意义,是在求真的基础上达到致用的目的。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就是史学发展的繁荣时期。
    不同的是,当代史学“碎片化”倾向,不是以往意义上简单的史料考证、微观研究,受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当下史学“碎片化”大都有一定的理论支持,都可以在“碎片”后寻找到一些理论依据,这便较为严重地阻碍了史学宏大叙事层面的学术追求。即便微观史研究具有相应的理论构建,但其学术视角必然锁定于局部的、具体的历史部分,单凭微观史研究,放大了历史细节,增加了对过往历史的丰富性的认知,但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历史发展整体趋向,难以承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抱负。全球化趋向更使我们意识到,人类历史虽然是由无数“碎片”构成的,但是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却不是“碎片”。宏大叙事之于历史研究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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