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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锡圭和他的团队谈马王堆简帛文献整理


    今年是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发掘完成四十周年。这次考古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考古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其中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尸、素纱襌衣等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而三号墓出土的大批帛书、帛画尤为罕见。帛书共计十多万字,五十余种,另外还有一些竹简医书,为文献中的“书于竹帛”提供了实证,令世人对古代的书写方式和材质有了直观和深入的认知。
    简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尚存、已湮没两千余年的古佚书,也有一部分为现存古籍的不同版本。因其为科学发掘出土,抄写年代下限确定,与整个墓葬的关系比较明确,出土时的样态、位置都保持得比较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由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合作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出版,是对马王堆简帛文献出土四十年来整理和研究的最佳总结。这项工作是在1970年代以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帛书整理以及马王堆发掘报告对遣册等资料的整理的基础上,吸收了新出研究成果,全面整理并完整发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所有简帛资料。
    在《集成》出版之际,《上海书评》采访了主编裘锡圭先生以及整理团队的刘钊、陈剑、郭永秉、程少轩诸位老师,由他们代表全体整理人员畅谈了六年来的整理心得和体会。裘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跟随唐兰、张政烺、朱德熙等老先生参与了出土文献整理工作,如今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乃至八〇后的学者正将出土文献研究整理工作的薪火接传下去。
    裘先生,想先请您谈谈这次全面重新整理马王堆简帛文献的概况。
    裘锡圭:我们整理的都是老东西,马王堆出土至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当年出土时帛书全都泡在水里,破损比较严重。虽然近些年来涌现出许多竹简资料,但外界要求马王堆文献全部发表的呼声一直很高,因为这么重要的文献这么多年见不到全貌。整理工作从七十年代开始,其中经历了很多曲折,跟大形势也有关系。这次重新整理,名义上我是主编,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中心的年轻人做的,他们才是主力。我们中心的年轻人非常难得,他们对这份外人眼里看起来很枯燥的工作充满了感情,并不仅仅当它是一个饭碗。他们的整理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所以我感觉选择我们这个团队来承担重新整理的工作是很正确的。
    但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我们还是没能按照预计的想法做好工作。一方面跟我国的领导方法有关系,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大的项目支撑就根本生存不下去,所以我们又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完成项目,没有办法全副精力投入到整理工作上面去;另一方面就是环境限制,你看我们这个书的扉页上印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样的项目都有时间限制,如果晚了就没有钱了,所以出版社非常着急,我们压力也非常大。这样的项目完全是硬性操作,只抓时间,不管质量,根本不考虑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这对我们充分利用资料就有很大的限制;还有一方面就是湖南省博物馆压力也很大,他们要在马王堆出土四十年的时候把所有文献整理出版,也很着急。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把碎片多拼合一点,尽可能与原貌接近,注释更详尽一些,但以上诸多因素导致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在前言里也提到了,在资料非常复杂、时间又很紧的情况下,我们屡次推迟交稿时间,已经给中华书局和湖南省博物馆造成了很多压力,感到很抱歉。但事实上还是没有能够在我们的设想下把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只能说在环境限制下尽了力,是目前情况下的最好结果了。
    您觉得这个团队里的青年学者的优势在哪里?
    裘锡圭: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们对这份工作特别有感情,当然也很有兴趣。比如说陈剑,他看到其他人在整理时可能有的字释错了,或者可以拼上一个碎片,马上会和同事分享,没有什么其他考虑或是顾忌。我整理的《老子》这部分也是如此,他先把自己的部分整理好,然后有余力关心我们的部分,不过因为前面说到的时间限制,他关心《老子》整理的时候,图版已经排好了,所以他后来又拼上了不少碎片,就只能够在注释里体现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我现在年纪大了,加上青光眼严重,工作效率很低,吃了晚饭基本上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赶《老子》甲本的注释赶得很苦,乙本是无论如何来不及了,所以乙本的注释由郭永秉承担。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投入了全副精力,完成了工作。所以全部文献整理完之后,我最大的感想是,这些工作要换一个单位可能很难实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