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回避制的困境(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03 北京日报 郑金刚 参加讨论
制度困境：历史上单纯的回避制度为何难以克服固有弊端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不同历史时代实际存在不同的背景、问题与要求。历代王朝采取严格的任职回避制，根本原因是中国一直以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族、乡土观念浓厚，预防官员利用职权形成“自利”小集团的确十分有必要。但是，自西汉至明清愈加严密的回避规定到底实效如何？客观而言，可以说是有利亦有弊： 积极的方面，历代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最大的功能是有效地保证了行政安全。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已经奠定了大一统帝国的基本格局，因而对历朝统治者及中央政府来说，如何防止地方分离倾向的滋长既是维护皇权统治，也是巩固国家统一的重中之重。历史证明，严格实行任职回避制度的王朝，地方大员依靠宗族、地方势力反抗中央政府的可能性，明显要小得多。反之，一旦回避制度遭到破坏或执行不力，就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增长，甚至会酿成分裂之祸。最典型的例子，如唐末的安禄山、明末的李成梁、清初的三藩，因为能够不受限制地自主安插自己亲属、亲信任职，最终养痈成患、导致叛乱。 此外，实行回避制度也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政廉洁。历代之所以制定日益严格的回避制度，是因为中国有重乡土、重血缘关系的传统，各级地方官员很容易陷入各种复杂关系网，难免会利用自身的权力为亲友谋利，从而导致行政腐败。而回避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官员在任职与具体行政公务中，脱离原本熟悉的关系网，避免官员利用亲属、乡土关系腐败，防止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后果。从历史经验来看，尽管历代王朝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但是随着唐宋以后回避制度日趋严格、规定日益细密，官员的腐败现象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汉、魏晋时代梁冀、石崇那样庞大、富可敌国的家族腐败，官场腐败更多的是官员个体行为，证明严格回避制对防止腐败确有着重要作用。 然而也不能否认，历代实行的回避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实际上也存在不少固有弊端。无论是避地还是避亲，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系封建王朝的统治稳定，因此在制定制度及实际执行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始终将行政安全置于首要地位。这样做的结果，虽然能够在客观上保障大一统王朝的稳固，但是一旦在行政安全与行政效率间出现矛盾时，历代王朝一致采取以牺牲行政效率换取行政安全的做法，从而会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最明显的例证：清代在实行严密的地方官任职回避制的同时，并没有考虑清代由于疆域广大、各地风俗民情迥异，而基层地方官又多数是科举出身、任期短，实际上不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合理施政，因而行政效率降低几乎不可避免。另外，实行回避制虽然能有效抑制家族、集团腐败，但是由于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行政监督制度，往往会使异地任职的官员反而不惧当地舆论、声誉受损，从而敢于在任内大肆搜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晚清官场“捞一把就走”的现象就尤其普遍。 由此可见，尽管历代实行的回避制度对防止亲情、乡土关系网干预行政、防范地方滥权及澄清吏治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对于当今各国完善与发展公务员制度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清楚，单纯依靠人事回避制并不能兼顾行政安全、效率与廉洁的多重目的，只有完善整个行政制度设计、法律、监督体系，并且同步提高公务人员整体行政素养、道德自律，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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