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书目编撰的文化企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26 光明日报 周积明 参加讨论
西学进入中国，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要不断应对和解决“怎样传入”“谁来传入”“如何接引”等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理论旅行”的环节，决定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面貌。 在晚清接引西学的诸多渠道中，西学书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中国素有目录学之传统，从来之学问家，皆以书目为学问之门径、书海之舟揖。而书目的编撰，从来不是简单的书籍目录的汇编与分类，而是深刻包含了编撰者的文化企图，是一次实质性的“知识再创造”。在书目指引下进入的“阅读世界”，固然给予士子知识的滋养，也在无形中打造士人的文化观念和思维习惯。 一 晚清光宣间，因应朝廷对西学人才的需求以及社会变革思潮的兴起，西学书籍大量涌入，“公哲士夫知改造社会与输通文明之二大要素，非吸取各国新思想不为功，于是縻费脑力，扩张译界”（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多财善贾之流”也看准这一图书市场，“翻刻书籍以立新名，编纂陈简以树诡号”，“割裂书名，改名牟利”，以致劣质西书也充斥书肆。忧虑于学者“骤涉诸书，不揭门径，不别先后，不审缓急，不派源流”，甚至因见识未广，“得鱼目以为骊珠”，指导士人读书、提升士人读书质量的西学书目应运而生。 据熊月之考证，晚清西学书目“不下十种”。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傅兰雅的《译书事略》，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通雅斋同人的《新学书目提要》，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沈桐生的《东西学录提要总叙》，黄庆澄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这些书目，“网罗译著，博之约之，抉之择之，类存之，综述之”，“析其要旨”，述其大要，品评“书中之精美”“书中之舛讹”，对晚清士人的西书阅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晚清书目的编撰，必然蕴含了书目编撰者的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西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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