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书目编撰的文化企图(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1:11:10 光明日报 周积明 参加讨论
二 图书分类，亦即所谓“部次条别”，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大任务。“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学人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用现代知识分类的理论来表述，图书分类有助于提升知识的质量，有助于知识的秩序化管理，有助于知识的选择与传递，有助于满足社会对知识的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与结构化等项要求。但是，在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首先是一种价值的分类。《七略》将儒家经典及其传、注、解说之著作，置于群书之首；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将“经部”典籍置于首位，毋庸置疑地昭示了经学在那一时代的知识世界中据有无可动摇的至高地位。 晚清西学书目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传统，亦对西书加以“区别布勒”，而在西书分类背后，隐藏的是他们对西学的认知。 在中国，最初以“西学”概念来指称西方学术文化，并对西学进行门类介绍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耶稣会传教士。晚明天启年间，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与高一志分别撰写了《西学凡》与《西学》，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欧洲大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对于这些学科，高一志与艾儒略总称为“西学”。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已开始接触西学。洋务运动时期，西学大量输入。其时，朝野对西学最深刻的印象是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冯桂芬所说的“采西学”，奕等总理衙门大臣所说的“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皆以这些知识为西学的基本内容。 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中国知识精英对西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郭嵩焘、郑观应以中国传统的本末观来分析西学，认为西学内部有本末、体用之分，“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其体在“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其用在“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郑观应《南游日记》），由此延伸的对西学的认识，开始上升为政、艺两个层次的划分。对于何为政、何为艺，张之洞于《劝学篇》有较为明确的解释：“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他的政、艺之说，大体代表了时人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更为全面的认识。《新学书目提要跋》言：“同、光之始，吾中国之吮欧学者艺学而已，至甲午而政学新硎发。”阐述的正是这一历史过程。 晚清所译西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但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却不约而同“于教类之书不录”。《西学书目表》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西学书目答问》“以政学、艺学分上下篇”。两人弃教而独取政艺，一方面可见其超越知识分类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亦可见其时知识精英关怀之所在，可见西教之传入在知识界中已地位式微。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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