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说《春秋》——中国古代灾异意识(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34 光明日报 闫春新 参加讨论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思想所建立的《春秋》灾异理论，以“天”为道德本体与最高权力来源，以“天人同构”“物类相感”、融合阴阳五行学说为主要特征，以宣扬天命的王权论和天人谴告说为核心内容。在董仲舒看来，上天是至上的人间主宰，一方面，君主由上天授命而代理天下，君主权威不容质疑；同时另一方面，君主权力更受制于上天。其虽贵为天子，却务必顺天、敬德与勤政。若违背了天意而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相反君主如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即便遇到灾异时，人君若顺应天意行事，便可免除灾难，反之，天必降灾异于人：“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当雨石。”（《五行变救》）这种尊王却又警示帝王的祥瑞灾异思想，是对《春秋》经及其三传原有文本中的灾异说——只记灾异而不言祥瑞的最大发展甚或理论突破。 董仲舒凭依《公羊春秋》经传的神学性资源，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在理论上创建系统而完整的“天人感应”灾异思想，从而使公羊学呈现出更为浓厚的神秘特色，极大地推动了《春秋》灾异说的累成。 由于陆贾、董仲舒所逐步建立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其后的汉晋儒，无论是今文经派还是古文经派，各自基于其自身的《春秋》三传文本立场，都从不同角度，对《春秋》经文本予以了进一步的灾异赋义。 首先，东汉末年的公羊学大师何休，对西汉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在其《公羊解诂》中，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与发挥：一是从总结《春秋》诸义条例上，将其发展为更具神秘特色的“人事与灾异”之“二类”说。在注解《公羊传》中，明确地认定两者的必然联系。在何休看来，社会之人事与自然之灾异的互动，是《春秋》经的内在意蕴。经文中的所有灾异记载，固皆孔子之微言，无不蕴含着其以天道明王道的圣人大义，从而最终累成了《春秋》灾异说。据统计，《公羊解诂》所记灾异总数三百余条。何休所言灾异，无一例外都以人事说之。在他看来，大凡天降灾异，必与人事相关。换言之，正是人间的恶行恶事，才招引了天降灾异。二是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础上，又继之以谶纬理论说《公羊》。皮锡瑞《经学历史》云：“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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