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篇”到“诵古”——春秋宴飨赋诗的历史渊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05 光明日报 胡宁 参加讨论
胡宁，男，北京大学历史学2010级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师，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春秋用诗与贵族政治》。 博士导师：北京大学教授 朱凤瀚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杨 华 浙江大学教授 贾海生 载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宴飨赋诗现象，是春秋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之一。郑玄将“赋诗”分为“造篇”和“诵古”两种，前者指创作新诗，后者指称述旧篇。宴飨赋诗皆属后者，即在宴飨活动中用众所熟知之诗表达自己的意志，这种表达往往是“断章取义”式的，是一种文雅的隐喻。但是，《穆天子传》、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亦有宴飨中现场创作诗歌的记载，应该怎样看待呢？另外，春秋时期宴飨赋诗都是贵族们自择诗篇，但在《左传》中又有宴飨赋诗受等级限制的说法，这说明了什么？搞清楚这两个问题，能让我们对春秋宴飨赋诗有更深入的认识。 《穆天子传》《耆夜》中的宴飨作诗 《穆天子传》是汲冢竹书之一种，在成书年代和史料价值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笔者同意王贻梁先生的观点，此书成于战国时期，带有战国的时代特色，也包含着宝贵的西周材料。穆王与西王母宴飨作诗一段在卷三，西王母先歌诗一首，表达对穆王今后还能再来的期盼；穆王答歌一首，承诺在处理好政务之后会再来；西王母再次歌诗，先自述身份，又赞颂穆王。诗中用语与《诗经》中的一些诗篇颇有共通之处。这则材料固然不能率尔视为实录，但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证明：《穆天子传》的作者将这种作诗赠答的行为视为宴飨礼仪的一部分。 《耆夜》见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记述周初一次宴飨作诗活动。该篇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开头，紧接着是叙述还师后在“文大室”行饮至之礼。先由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为《乐乐旨酒》。然后举爵酬周公，作歌一终，名为《輶乘》。这两首诗都是劝酒辞，分别赞扬毕公和周公，有很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结构类似，却既能紧扣住伐耆的战功，又贴合二公各自的身份和特点，酬毕公之诗兼及周公，言兄弟二人相互配合。酬周公之诗则突出了勇武的气概。接着是周公作诗，周公先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名《赑赑》。又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名《明明上帝》。秉爵未饮，见蟋蟀在堂，于是又作歌一终，名《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内容大体相同。 《耆夜》的抄写年代，李学勤先生指出应为战国中晚期之际，学者皆无异议。但在创作时代的问题上，则存在较大分歧，笔者认为当是熟悉宴飨场合用诗情况的春秋时人所作，但可能源自当时众所熟知的更早时代传闻。在最低限度上，它说明在宴飨赋诗活动盛行的春秋时期，人们将宴飨作诗视为早已有之的现象。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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