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造篇”到“诵古”——春秋宴飨赋诗的历史渊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00 光明日报 胡宁 参加讨论
宴飨作诗怎样变成宴飨赋诗 既然在更早的时代，已有了宴飨活动中作诗达意的行为，为什么在春秋时期演变成“诵古”了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是礼仪用诗的积累。周代的礼仪活动当然要服务于周代的政治需要，而能够适应政治需要的诗歌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宴飨作诗正是一种重要的创作途径。重要人物在宴飨活动中所作的诗篇，或者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宴飨作诗，与周人自己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又容易被贵族阶层广泛接受、知晓，经乐工整理加工，就可以成为礼仪用诗的范例，甚至被固定地用于礼仪的某个环节。反过来说，贵族在宴飨礼仪中要用诗歌表达意旨，西周时期也没有足够多的已有诗篇可供选择，很多时候只能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创作。到了春秋时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积累，无论是乐工制作、贵族个人创作还是民间采集，都已大大增加了可用于礼仪的诗歌数量，足以供宴飨赋诗之用。 其次是宴飨活动特点对用诗的要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境，只是循例的饮宴，贵族当然更倾向于使用已有的经典诗篇互致殷勤。在此过程中，一些常规形成了，甚至成为礼制规定。关于这一点，典籍中是有迹可循的，《左传》文公四年记载卫国宁武子聘鲁，鲁文公在宴飨中“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指出这两首诗是只有王在特定的宴飨场合中才能赋的，分别表示对前来朝觐和征伐有战功的诸侯的称许。从鲁文公及其臣属皆不知有此等级限制来看，这样的礼制规定早已被大多数贵族遗忘。此事透露出宴飨用诗的变化过程，随着经典诗歌数量的增多，在不断重复使用过程中会形成了一些常规，此时整齐制度，形成了宴飨用诗的礼制规定。但是，宴飨毕竟是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场合，如果所有用诗都程式化了，与礼仪本身所要营造的氛围有违。贵族在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之余，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场合。因此像宁武子所言的礼制规定最终成为陈迹，而“正歌”之外尚有自由赋诗就成为宴飨礼仪的常态。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春秋时期周王朝日益式微，政权逐层下移，政治新贵欲借礼乐以自妆点，借声色以自娱，宴飨活动于是频繁举行，且举行的场合、事由益发多样。当时国、家之政乃至国际事务，多由贵族在宴飨中会晤切磋，国内、国际各层面的关系，都在宴飨活动中得以表现和协调。因为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贵族对自身地位和文化素养的标榜，用诗歌表达意志、交换意见就成为当时常用的方式，赋诗也就不仅仅是享乐中相互示好，而是一种重要的而且极具时效性的政治行为了。春秋宴飨赋诗不是现场创作，却将赋诗与时政关联之紧密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非即兴而作，却是意志的确切表达；所赋的是旧篇，却利用了诗歌尤其是有着民间来源的诗歌本身的象征特性，而且通过“断章取义”的方式更为灵活的运用诗歌。既委婉含蓄又旗帜鲜明，彰显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贵族的个人素养，与从国至家再到个体的政治命运、利益诉求息息相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宴飨赋诗”这种现象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春秋宴飨赋诗的样态及其盛行，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宴飨礼仪发展变化的结果。从现场即兴作诗赠答，到在众所熟知的经典诗歌中选择恰当的篇章表达意志、交换意见，从富有个性的即兴创作到某些成规的形成，再到“断章取义”式的意志表达，诗歌在宴飨礼仪中作为贵族相互示意的方式，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反映了政治形势的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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