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俊杰：由《治史三书》论严耕望的治史特征(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8:11:50 中国社会科学报 魏俊杰 参加讨论
严耕望有关宏观通识的经验之谈，既是对钱穆等先生治学的继承，也是其自身治史的心得体会。严氏的皇皇巨制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都是在宏观的通识下建构而成的，无不体现他的史学取向。对于严耕望宏观的通识，余英时认为：“他的历史宏观竟与法国年鉴派大师FernandBraudel颇多暗合。例如他治唐代人文地理取‘全史’的观点，即后者研究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路向；他治制度史，重点也在长期性的结构，而不在变幻的人事。这自然是受到社会科学的暗示而然，不过未加理论化而已。”严耕望治史取向与布罗代尔颇有暗合，但并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他认为，盲从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会使史学研究走上“空疏浮虚”、“游谈无根”之途。 当然，要做到精密考证与宏观通识的结合是不容易的，许倬云指出严氏之学“既要有棉花针的考证，又要有开山斧的宏观史识，更需要有耐力”。严耕望也自称，“盖余为学，即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严耕望学术成就的取得，在于其兼顾深入与广面，并终身锲而不舍地为之努力。 严耕望在其师长的影响下，在治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精密的考证与宏观的通识相结合的特征。严耕望治史重视细节而不失宏观主旨，精细而能见其大，故能避免研究的碎片化；富有新意的立论基于丰赡的史料，而没有先入为主的社会科学理论，故不会成为理论的奴役。在宏观通识的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应遵循的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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