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56 中国社会科学报 唐红丽 参加讨论
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指数较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围绕论战的主题，参与的代表性人物及各方观点有哪些？ 张越：较早撰文探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是1928年在上海创刊的《新生命》杂志发表的陶希圣等人的文章。如1928年10月陶希圣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否定了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等主张，提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封建社会的观点，得到《新生命》杂志多数人的赞同。这一派被称为“新生命派”。又因为该派主要由国民党改组派人员构成，也被称为“改组派”，代表人物是陶希圣。 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新思潮》杂志，组织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意在宣传中共六大的判断，批驳陈独秀、托派和“新生命派”等的观点。次年出版的《新思潮》遂有“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刊载了潘东周、王学文等人的文章，开始论证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0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新思潮》成为该联盟的机关刊物。这一派被称为“新思潮派”，反对者则称之为“中共干部派”，代表人物是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左翼学者。 《动力》杂志于1930年创办，托派分子在该杂志发表文章，基本主张是中国经济属资本主义范畴、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动力派”。托派人物主要有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刘仁静等。 此外，还有一些独立身份参与者，如胡秋原、王礼锡、王亚南、朱其华等，他们的观点在论战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实际上，各派内部成员间的具体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常发生十分激烈的争论。此外，胡适等人完全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论战持挖苦讽刺的态度，受到各派反对，但是也有相当影响。 何干之在回顾社会性质论战的著作《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说：“为了彻底认清目前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逼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此话点出了论战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论战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一阶段的论战，有哪些主要内容？ 张越：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要想进一步深入下去，就必须不断向前追。于是，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纵向考察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明确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 陶希圣在192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两本书，率先将问题引入社会史领域，而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则开创性地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沿着五种社会形态的路径迈进，作了先驱性的贡献。1931—1933年，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先后策划出版四期“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号，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高潮。 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第一，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终于何时？有何特征？第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 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既是学术问题，也包含政治指向，因此需要理论与史料的高度融合，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各种观点的论辩错综复杂，如果没有专门研究或了解，大概很难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而且，即使政治观点一致，学术观点也未必一致；即使学术观点一致，政治立场也可能完全对立。所以，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指数应高于社会性质论战，参加这样的论战，一定是理论思维与史料考证功夫都过硬的学者。 由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在中国占据主体地位，农村社会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性质，于是在1934年又形成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核心议题是在分析乡村社会性质时，到底应该以分析生产关系为主，还是以分析生产力为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前者，而托派分子立足于后者。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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