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再回眸(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59 中国社会科学报 唐红丽 参加讨论
研究大论战有相当的难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正如您所说，论争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紧密结合，那么，您如何给这场大论战定性呢？ 张越：从社会史大论战的起因和过程来看，是为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是基本线索。这当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既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旨，又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展开，才使得不同政治背景的派别、不同政治身份以及不同职业身份（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的人都被吸引到论战中来，论战也表现得声势浩大、波澜起伏、交锋激烈、影响广泛。 有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即参加论战的人至少口头上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随着论战的深入，其学术论辩的色彩渐为浓厚，总体上呈现出从现实到历史、从政治到学术的基本走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当然也就越来越深入了。唯物史观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立定脚跟，与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它的有效运用是密不可分的。论战中现实与政治的诉求始终存在，但与学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论战的内容愈加坚实厚重，愈加具有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今，学术界在评价和研究这场论战时，存在哪些难点？ 张越：难点主要还是在于各种因素的相互纠葛与混杂。要做厘清的工作，还是有难度的。当时，那些声称自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有的隶属于国民党、有的隶属于托派、有的隶属于左翼自由主义阵营；他们当中，有的也认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主张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社会发展形态去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这些多重因素混杂的现象，造成从不同的政治眼光和学术视野考察论战得出不同的认识。这些问题需要经过认真的研究加以解决。无论如何，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为深入广泛地被运用于解释中国问题，此当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史论战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为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您看来，这场论战对促进我国史学研究发展产生了哪些作用？ 张越：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因此该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建立的标志。 吕振羽在论战中后期参加论战，他的《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论著，理论和史料并重，并把中国历史的叙述上推到远古时期，是最早主张西周封建论的学者，影响非常大。 翦伯赞在论战高潮时期，发声并不太多，论战进入尾声阶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论战中的各种中国史观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范文澜时在北大任教，从事经学、诸子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侯外庐在埋头翻译《资本论》，他们几乎没有介入论战。 我个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真正形成规模并产生广泛影响，应当是延安和重庆两地唯物史观史学得以迅速发展的抗战时期，但是不能忽视社会史论战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立的开创性意义。社会史论战为之前已经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据以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的平台，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许多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形成于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成型于社会史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确立的经典著作出版于社会史论战期间。通过对论战的检讨，人们认识到了唯物史观史学中存在的不足、缺点、教训。社会史论战之后，那些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专业队伍中的一员。 由于社会史论战是在政治和学术的多重因素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唯物史观史学从一开始就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品质特征，是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具有“经世”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由于社会史论战是以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和阶段特点，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强调理论指导和宏大叙事。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点，与中国社会史论战有着直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史论战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打下的烙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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