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患导致明朝元史观转变(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5:11:50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琚小飞 参加讨论
边患促使明朝改弦更张 正统十四年六月，瓦剌首领也先大举进兵明境。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大军出征。不料，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围困，英宗被俘，军队死伤惨重，史称“土木堡之变”或“土木之变”，北部边患日趋严重。明朝朝野震惊，“群臣聚哭于朝”。与之相对应的是，明代官方敕撰著作在元统论争上开始出现斥元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官方开展了对宋元时期史书的修撰。 景泰六年（1455）七月，敕修《宋元通鉴纲目》。后因英宗复辟，修撰工作一度作罢。至成化九年（1473）十一月，宪宗下令重新编撰《宋元通鉴纲目》（即《续资治通鉴纲目》），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总裁官商辂呈《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仿朱子《纲目》之体，遵从《春秋》大义，“凡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纲常”。明朝官方敕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严明“内夏外夷”，意在否定元统。时任副总裁谢铎称“贼后、篡臣既不可为统，而夷狄如元，独可以为统乎？”因此，成化年间所敕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明确称“元不当为统”。 瓦剌寇边、英宗北狩，南宋偏安一隅的场景仿佛再现，从而触发了明代朝野郁积已久的恐慌。因此，他们反复申述明朝文化的优越，以弥补因现实恐慌而导致的心理颓势。翰林院学士丘濬在《家礼仪节》中称“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他以文化差异为基础，进而阐述族群优劣，其中蕴积着故作镇定的蔑视与不屑，恰与现实局势的不安相对应。在《世史正纲》中，这种文化差异被描述得更为淋漓尽致。丘濬在《世史正纲·元世史》篇首即诬夷狄“统我华夏衣冠礼义之民”。丘濬塑造出“文化”的标尺，借以衡量元朝夺取政权的史实，从而使得元政权的合法性被打上“攫取”的烙印。 翰林编修唐顺之所撰《左编》，又称《历代史纂左编》，“以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纂集成编，别立义例”而成，于正统取舍仅汉、唐、宋三朝而已，王畿《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称“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此即阐明《左编》之宗义。《左编》设“夷狄”一节，辽、金、元等皆以夷狄身份入之，元既已入夷狄类，作为一统中原的王朝身份便遭到黜夺，遑论正统之位？由此，《左编》秉奉的元史观不出传统的夷夏观之右。不难发现，《左编》影射的元史观仅仅是撰者朝代史观的一部分，元与其他外族一样，被纳入了作为夷狄身份的附属地位的书写中。这在明代中后期的史著中屡见不鲜，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书写文类，但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撰史原则，这种“箭垛”效应规训了有关元史的撰写模式，以“夷夏之防”为基础的元史观的书写范式已然被士人广泛接受。 嘉靖年间，明朝与鞑靼的关系极为紧张，群臣纷纷建议罢黜元统。嘉靖十年（1531），侍读学士姚涞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痛斥明初儒臣建言明太祖将元世祖立祀，“使元主得与帝王并列，以渎我祀典”，请求罢黜元世祖之祀，将元与历朝区隔。世宗以“太祖神谋睿断，将世祖入祀，迄今已有百余年”为由，对姚涞的主张不予理睬。由于明朝廷在边境战争中未能取得令士人满意的战绩，群臣不断建言，请求革除元世祖之祀，“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迫于现实，嘉靖二十四年二月，诏令“撤其塑像，革其祀”。这标志着明代官方“主元统”说的彻底更张。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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