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的影响论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3:11:07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白纯 参加讨论
(一)东京审判打击军国主义，教育日本国民 根据《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第十条关于“严厉制裁”战犯的规定[1]78，反法西斯同盟国于1946年1月19日在东京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告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及惩罚日本主要战犯[2]9-10。显然，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判决与清算，它通过严惩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表现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强大力量。因此，东京审判在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起到了震慑作用。它使日本国内从对侵略战争的狂热逐渐冷静到对战争性质的思考，极大影响了日本的国民性。日本国民的思想在东京审判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他们从东京审判中认识到一直引以为傲的天皇圣战，实质是对他国进行毁灭打击的非正义战争。因此，东京审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动摇了军国主义得以蔓延与扎根的群众基础。审判结束之后，日本《朝日新闻》以“和平决心的世界性体现”为题刊登社论强调“这一判决，对于日本和日本历史，也对世界和世界历史，具有值得大书特书的意义”，“这场审判大致是以25名被告为直接对象进行的，但它在追究25名被告的个人责任的同时，间接地要求支持所谓的‘国策’并追随被告的普通国民，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清算，还明确规定我们国民未来要建设的日本，应是一个和平国家。而且这种要求和规定，将永远制约日本国民的行动，使今后决不再有受审的时候”[3]406。 (二)东京审判催生的日本和平宪法，奠定了战后日本的和平基础 依据《波茨坦公告》对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作出的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根本原则必须以国民主权取代天皇主权，政治体制必须贯彻彻底的和平主义精神[1]77-78，战后日本必须修改宪法。驻日盟国总部于1945年10月4日正式向日本国务大臣近卫文麿，“转达日本政府必须修改宪法”[4]71-75。可以说，几乎同时进行的东京审判，对日本新宪法的出台，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1946年初，根据盟国的旨意，日本政府、各主要政党及民间团体陆续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宪法修改方案，但皆与《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相距甚远。例如，1946年1月21日，日本自由党发表了《修改宪法纲要》，“主张天皇总揽统治大权”[5]11；2月8日，日本政府向盟军总部正式提出了“不改变天皇总揽统治权”[6]41的、“非常落后的”《宪法修改纲要》[7]34；2月14日，日本进步党发表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主张“维护天皇制”[5]12、“天皇执行统治权”[8]20，等等。这些修改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盟军总部的拒绝。为此，盟军总部民生局单独制定出日本宪法草案，包括“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放弃战争”“废除封建制度”等内容，并交给日本政府作为参考[5]11。其间，曾发生两件对日本制宪产生触动的事情，一是盟军总部命令将日本皇室梨本宫与广田弘毅等人“一起逮捕起来”，这是“当时极为轰动的事件”[4]78；二是负责与盟军总部联系制宪事宜的近卫文麿，“最害怕的是被指控为战犯嫌疑”，在盟军总部对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11名战犯嫌疑发出逮捕令后不久，服毒自杀[4]77-78。此后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政府与各主要政党及政治人物，形成强大心理震慑。因此，从1946年2月22日币原内阁会议决定接受盟军总部版的日本宪法草案，到11月3日《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整个过程都较为顺畅。尤值一提的是，5月27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的“每日新闻社关于新宪法草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是否有必要放弃战争的条款这一问题，70%回答认为必要”[4]99，基于此，6月26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在众议院说明宪法修改草案第九条时明确指出，“作为发动自卫权的战争也属交战权，也要放弃”[5]18。可见，日本和平宪法，“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力量、对日作战的中、苏、美、英等许多同盟国家、日本国内进步政党团体和广大人民，经过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天皇专制主义、要求民主和平的长期斗争而取得的成果之一”[6]42。其中，东京审判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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