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对战后日本的影响论析(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11:11:53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 白纯 参加讨论
冷战后日本政坛一直保持了右倾化的态势，“右翼分子的活动也日益呈现扩大化、组织化的趋势”[20]。这其中有着很深的历史积淀。日本右翼势力在战后就开始慢慢恢复，日益壮大的右翼势力为了改变日本实行的和平宪法，达到实行自主立宪的目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右翼势力开始频频活动，到80年代之后便开始伺机推行其危险的军事主张。政治上的右倾化影响了日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防守战略，近年来不断扩充军备，与邻国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上咄咄逼人。追根溯源，战后日本逐渐表现出的种种行为，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东京审判的不彻底应该算作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主要原因之一。 东京审判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国际军事审判，是对日本侵略罪行加以揭露与判决的正义审判，但同时它又是一场不彻底的审判。我们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反思东京审判，更主要的是为了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研究现实。要真正认识现实，前提之一即是通晓历史。离开了历史，现实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1]是非越辩越明，道理越讲越清。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折射现实、警醒现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东京审判不彻底进而影响日本乃至整个亚太格局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 (一)战后美国为了以较小的代价控制日本，强势主导了东京审判，导致东京审判不彻底 战后美国利用其独自占领日本的优势地位，强势主导了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国际检察局的法官与检察官，绝大多数来自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受日本侵略战争危害最深的亚洲，只有中国、菲律宾和印度三国参加，朝鲜还有诸多东南亚受害国被排斥在外。可见，亚洲各国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影响力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审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法庭主流一直倾向于追究日本对欧美开战和虐待英美军俘虏等战争犯罪，而日军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则被忽略和轻视”[15]。 东京审判发生在1946-1948年，二战时期较为稳固的美苏同盟已濒临瓦解，美国急于寻求对抗苏联的亚洲阵地。而在中国战场，一向亲美的蒋介石政府已是苟延残喘，中国共产党势如破竹，取代蒋介石政府指日可待。美苏关系与中国局势的发展，使美国难以平静地进行东京审判，同苏联与中国素有矛盾的日本成为美国选择的头号目标。比如，东京审判不追究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即是由美国强势主导的结果。其时，一些国家纷纷提出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澳大利亚等国则直接要求将日本天皇作为战犯审讯[12]133-139。当时美国国内也有77%的民众“希望天皇受到严厉的惩罚”[10]405。然而，天皇是日本社会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大部分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审判日本天皇可能会引起日本社会动荡，最终引起美军在日本统治不稳。经过权衡，占领军司令、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决定，不审判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责。“麦克阿瑟在1945年9月27日同天皇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以后，便已经拿定主意：为了顺利实行占领，便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不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12]133麦克阿瑟在给美国本土关于战后占领日本与利用日本天皇关系的电报中，非常直接地点明了用意：“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起诉，那么，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100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还需要建立战时补给体制”[12]133。东京审判期间，日军虽然早已经宣布投降，但仍有大量日军滞留在亚洲各个战场，与美军形成对峙，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能力。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战役中，由于日军的顽强抵抗而受到了重大损失。战败前，日本本土仍有100多万军队，后来更是制定了“玉碎计划”，欲与美军决一死战。东京审判时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后来回忆，麦克阿瑟在使日本天皇“摆脱战犯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可估计的”[22]55。可见，美国在东京审判中考虑最多的是其远东利益与顺利占领日本的问题，因此，美国“不但不追究天皇的责任，相反，却选择了利用天皇作为美国统治日本的工具”[9]207。日本天皇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机成功逃脱了应受的历史惩罚。有学者指出，“美国出于顺利推行占领政策的政治需要”而不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这是东京审判不应该出现的“最大败笔”[13]。当然，关于东京审判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如果要全面分析，还有日本与中国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律师及裕仁近臣用卑劣手段为日本天皇竭力进行“无罪”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允许战犯们使用日本本国律师作辩护人，这些律师的首要原则就是辩护天皇无罪，律师团的所有努力和所寻找的所有证据都在为这一目的服务。25名甲级战犯以及法庭传唤的日本国内证人，“为了保住裕仁和‘国体’而不惜瞒天过海，采取了欺骗舆论的卑劣手段甚至是‘丢卒保车’，让他的臣民为他承担战争责任”[23]。其次，中国蒋介石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而控诉。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中国政府“表现得相当沉默”，“自始至终也没有将裕仁列为战犯而提出控诉”[24]。事实上，1946年2月，蒋介石政府派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陪席检察官向哲浚抵达东京后不久，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方面拟定的第一批战犯名单共12人；3月，中国政府又提交了第二批战犯名单共21人。在这33人中，包括被法庭定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但遗憾的是，这长达33人的战犯名册中，始终“没有出现裕仁的名字”[2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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